□本报记者 尔雅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已经涌现了近百位无锡籍两院院士，邱贵兴是其中极少数的医生院士之一。
从一个医学新人成长为我国著名的骨科学家、脊柱外科发展奠基人，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里，他经历过艰辛和磨炼，也收获了荣誉和尊重。10月19日，在回锡出席中华医学会第14届全国手外科学术会议的间隙，他对本报记者谈起了医者的识、行、思。
学生邱贵兴—— “在协和，学怎样当医生、怎样对病人”
在中学老师的印象里，邱贵兴是一个喜欢打乒乓、看小说的学生。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对里面刮骨疗毒的故事印象深刻，对神医华佗的崇拜让他萌生了当医生的梦想。上了高三，他觉悟只有好好读书才能上大学，于是放下球拍发奋努力，一年下来成绩进步很大。1960年，全国唯一的八年制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向全国各大城市招生，由于名额极少，录取门槛很高，全校无人敢报考。他当初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医学院。但母校老师鼓励他：“你年龄比较小，既然有志向就考最好的！”协和医大是医学界的宝塔尖，可望而不可即，他心想反正考不上还有第二志愿，就同意报考了。
高考成绩揭晓，他竟然考上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既兴奋又担心。当时全家生活仅靠父亲每月40元左右的工资，漫长的八年学习，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沉重的负担。好在有父亲坚定的支持，这样，他才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在协和学医就像一场“修炼”。一开学，这一届60名学生被送到北京大学生物系接受三年预科教育，与北大学生一样上课，还要学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如果有一门课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补考及格后只能留在北大生物系，不能去协和学医了。回忆起在北大度过的那三年，邱贵兴说，有些基础课程似乎和医学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样的系统学习锻炼了他们从本质上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探索生命科学的一些基本方法，这在临床医学实践中是学不到的。
而这只是百年来协和培养优秀医生的第一步。邱贵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协和本科，当时国家克服种种困难在老协和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八层大楼，就是协和医大的所在地，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远比其他高校优越。但迎面而来的学业立刻让他感受到精英化医学教育的严格：学习大体解剖时，解剖室全天开放，但考核极严，有些学生学到深夜，趴在解剖桌上就睡着了。上生理学等基础课程时，协和要求学生不仅学理论，还要亲自体验采取样本时病人的感受，所以邱贵兴和同学们互相抽血、插胃管，好多同学恶心呕吐，耳垂、胳膊因抽血肿胀淤血。进入临床后，病人血、尿、便的常规检查也必须是学生亲自采样本，亲自做化验，然后与化验室的结果对比。“科学济人道”，协和医大本着这样的理念，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医学知识，更教育学生懂得尊重病人、体会病人的痛苦、处处为病人着想的道理。
协和像一座殿堂，到处都是名家高手，处处体现严谨、求精的学术氛围。跟着外科权威吴蔚然老师一起上手术台，他发现吴老师哪怕做一个最普通的阑尾炎手术，也像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那样认真仔细。从第一刀切皮开始，每一个动作都规范从容，各种组织分离得清清楚楚，毫无出血。而且一边做一边讲解，整个手术做下来用时不多，病人损伤很小。邱贵兴赞叹观摩这样的手术“如行云流水，就像是一次艺术的享受。”难忘的还有医德医风的熏陶。妇产科的林巧稚教授给产妇检查时，有时听诊器听不清胎心，她弯下腰，把耳朵贴在产妇的肚子上听，从不嫌弃病人。
八年的时间很长，但值得。导师如先贤，教学相长如沐春风。“我亲眼看见这些协和老教授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从他们身上除了学到许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外，更主要的是学到了医者仁术的道理，学会怎样对待病人。”
村医邱贵兴—— “延安十年，让我知道什么叫艰苦、什么叫机会”
1968年，邱贵兴从协和医大毕业。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大城市大医院，而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协和的毕业生全部被分配到了大西北的农村。
他报到的地方是延安延川县张家河公社卫生院，全院仅几个简陋的窑洞，医疗设备仅有一台X光机，一位卫校毕业的医生管透视加管药房。饥饿、贫穷，缺水、卫生条件差，村民缺医少药。从北京来了医生，就像久旱天里送来了及时雨，村民们都期望着。上门来的病人很多，许多理论知识在这里用不上，很多病例以前从未见过。没有上级大夫指导，刚出校门的邱贵兴不仅要处理内科疾病，还要解决外科、骨科、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等各种问题，甚至还有脑外伤的病人。当地交通不便，几十里山地病人无法转运，但不治疗病人就有生命危险，他只能自己琢磨，一面看书钻研一面进行治疗。好在新婚妻子是邱贵兴的大学同班同学，夫妇两人一起商量、互相帮助，甚至自己动手将两个窑洞改造成手术室和消毒间，救治了不少危重病人。
在陕北农村，卫生院白天病人不多，但半夜常有病人家属来敲门，而且都是摔伤、难产等重急诊。不管多晚，一听到房门响，他就一跃而起，他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有一个冬夜，在老乡的带领下，他们翻过一道又一道山，终于在天亮时到达目的地。处理好病人，天已大亮。回卫生院的路上，他才发现，老乡为了赶时间带他走了一条险路捷径，昨晚一路上都是在悬崖峭壁上走的，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粉身碎骨……那些年里，他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在半夜出诊，有多少次紧急时刻，在炕上就做起了手术。农民家里一般只有一个炕，好多次他半夜诊治病人后，只能住在饲养员的牲口窑洞里，周遭充满了家畜的臭味。
那些经历，让他跳出书本，更真切地理解了生命，理解了医生的职责。改革开放后，1978年国家启动了研究生教育。凭着协和8年打下的底子，加上在延安锻炼出来的坚韧意志，妻子和他在两年里先后考回母校读研。那一年，邱贵兴37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研究生岁月，又是一段艰难的奋斗期。没有住房，邱贵兴住男生宿舍，两个女儿和妈妈一起挤在女生宿舍的一张床上。为了保证实验的精确性，他常常自己抱着兔子照X像，在缺乏放射防护的条件下，整整照了两大纸箱宝贵的X线资料。但这些苦，在他看来都不值一提。对比当村医的那段生活，他感慨：“如果当年没有下乡，毕业后就留在协和、留在大城市，也许成名成家会更早。但另一方面，困难的环境也磨炼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知道了什么是艰苦，学会了如何珍惜机会，这对自己的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院士邱贵兴—— “我们必须要自主创新，要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念”
协和医院骨科门诊外的走廊上，每天都挤满了前来看病的患者。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子，这些坐着轮椅、佝偻着身躯的人，都是脊柱病的受害者。
脊柱外科被公认为是骨科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骨科医生最“寒”的领域。因为稍有不慎，患者的结局可能就是瘫痪，甚至丧命。求学时期，邱贵兴就翻查过很多资料，一幅幅脊柱侧凸患儿的照片让他触目惊心。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脊柱畸形矫治手术仍然基本上属于空白。
医学不就是一种解除他人痛苦的努力吗？他勇敢地选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脊柱外科。1986年，已经40岁出头的邱贵兴远赴加拿大，跟当时世界脊柱外科协会主席阿姆斯特朗教授学习。学成回国后，应用当时的新技术治疗了大量的脊柱畸形患者，启动了我国脊柱侧凸的规范化治疗。当时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手术依据是美国医生发明的两种分型方法。邱贵兴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中国病人比外国多而且病情更严重，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研究更适合中国人实际的新分型呢？毕竟中国医生有更多的病例资源。于是，他带领同事和学生建立起国内第一个脊柱侧凸数据库，收录了3000余例资料，并挑选其中1245例完整病例进行研究。经过反复实验和临床论证，2003年他在国内提出了新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协和分型”（PUMC分型），设计PUMC分型尺并亲自手术演示。最后，经过国际同行临床验证证实，与以往的分型相比，“协和分型”使治疗失败率明显降低。2005年，“协和分型”发表在国际骨科领域最权威的《Spine》杂志上，并在国际骨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项长达20余年的临床研究，对脊柱侧凸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划时代意义，因而荣获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直面疾病的残酷，同时不断探索技术的边界。在他的倡导主持下，《预防骨科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指南》《骨关节炎诊疗指南》等方案陆续发表和推广，推动了骨科手术规范化和安全化，使我国的骨科治疗逐步与国际接轨。2007年，为国内骨科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邱贵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后，这位骨科大家首次发现了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最重要的致病基因，并于2015年在世界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原创性论著形式发表。
“当院士和当医生没有冲突，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治病。”这位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的原外科学系主任、骨科主任，今年76岁的邱贵兴仍然出门诊。“当然，院士承担更大的责任，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战略提供咨询和参谋。”他说，现在国际交流很多，外国有的新技术，国内很快地引进。但我们不能盲目跟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重要的是需要自主创新，尤其不能为了个人名利，为了写SCI文章，拿国人去为外国人当“小白鼠”作研究。我们只有创新自己的技术，才能赶上乃至超过别人。中国医学要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念。
无锡人邱贵兴—— “无锡人喜欢动脑，不善于唱高调，敢说真话”
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如今满头白发，仍然喜欢甜食，偏爱湿润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江南士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性格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无锡人喜欢动脑，不善于唱高调，敢说真话。”
他关注着无锡，家乡的进步和需求，他都放在心上，每年回家乡数次。近几年他与无锡的医院结缘，在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和提高专科水平等方面都有协作。他希望无锡能开展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因为脊柱是人的大梁”。这次回来参加全国手外科学术会议，他做的“3D打印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的报告，就涉及这一领域的前沿探索。
通过医生的视角，他治愈病人，也关注着医学与社会的互动。今年4月，他回乡参加了太湖（马山）生命与健康论坛，印象很深刻。“感觉这样的交流活动多多举办，这对无锡是好事。”他说，当医生的人不能保守，不能满足现有经验，要做科研，跟国内外同行多交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早年他到香港大学医院去当客座教授，发现那里每周的手术量并不比我们医院多，大夫也不忙于成天手术。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才了解到除了社保政策原因外，这和香港医生的工作习惯也有关系。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一边治疗一边总结，重视术后随访，注意临床总结研究，而不是成天忙于埋头手术，做完了手术就如完成任务，不闻不问。所以他们不断发表临床研究成果，也正是这种注重临床研究的风气，提高了香港医生队伍的整体水平。
无锡建了自己的医学院，他很高兴。“医学院的作用是促进教学相长，无锡要提高临床水平就必须要有一所高质量的医学院，医学院的水平越高，无锡医疗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邱贵兴强调，基础研究要“创新”，临床研究要“严谨”，绝对不能为了创新，把没把握的技术用到病人身上，这会对病人造成不能预知的伤害。为此，学术界提出了转化医学，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成果不能用在临床上，必须要进行转化研究后，有了绝对把握才能用于病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失败后重来。提到互联网+医疗，他说：“我认为应该是医疗+互联网。”因为病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大数据一定要准确、要专业，否则对病人是不利的。
“人的生命奥妙无穷，医学是非常复杂精密的学科，医生是人生命健康的守护神，必须要有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机器人不可能完全替代医生。”他寄语年轻的无锡学子：“希望高分、高素质的学生报考医学院，医生应当由高质素的人来当，这样才能让百姓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