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斌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要到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办年货、买春联，我又想起小时候帮爷爷研墨写春联的事情。

　　爷爷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年除夕前几天，请他写春联的人特别多，最忙是除夕上午半天，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街上很少有春联卖。进入腊月，人们赶集时总不忘捎回几张大红纸，到年底请爷爷帮忙写春联。每当有人上门求字，爷爷再忙也会放下手里的活，热情地接过红纸，问：“春联贴大门、后门，还是房门？”然后根据需求把红纸裁成长宽不等的规格，戴上老花镜，挥毫泼墨为人家写春联。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跪在桌子对面的长条凳上看爷爷写春联。到了五六岁，爷爷写春联，我就自告奋勇撸起袖子帮忙研墨了。一开始，不得要领，不是砚台里的水搁多了，就是研墨时用力过大，把墨汁弄得到处都是。爷爷耐心地教我，研墨加水要适量，不能太多，拿墨时，食指放在墨的顶端，拇指和中指夹在墨条的两侧，磨时要慢，太快容易打滑，用力要轻而匀，不能听到沙沙粗糙的声音……

　　村里人朴实而厚道，每年上门请爷爷写春联都不空着手，张三送五个鸡蛋，李四端一碗花生……我小时候特别嘴馋，这是奶奶说的。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哪家娃儿不嘴馋呢？最盼望马家五婶夹一卷大红纸登我家的门。

　　当年，五婶在生产队上工，五叔在矿上当工人。她家“一工一农，赛过富农”。五婶外号“袖珍婶子”，虽然个头矮小，但人实在，为人处世特别大气，每年请爷爷写春联，她都捎来许多稀罕物儿，不是一包甜甜的洋糖果子，就是一大袋油油的炸馓子。

　　每回见五婶来，我研墨就格外用心。有一年五婶走后，爷爷放下毛笔，喝了一口茶，满眼笑意望着我说：“你研墨的水平超过了你奶奶，将来一定是个文化人，不愁吃不愁穿……”

　　承蒙爷爷厚望，长大后，我确实成了一个文化人。只是，爷爷没看到我写的字，没享过我一天福，就永远地离开了。如今，每当我提笔写字，或是除夕贴春联，我就倍加怀念爷爷。怀念他对乡亲们的厚道，对子孙后代的期望，我就会浑身充满力量。我觉得自己就是爷爷留下的一副春联，散发着他特有的墨香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