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岭

　　“四千四万”精神作为苏南特别是无锡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创造、创业的内在动力，是苏南农民“敢为人先、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开拓进取”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是苏南特别是无锡农村改革发展创新实践的高度概括。传承和弘扬“四千四万”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四千四万”精神的历史背景

　　踏遍千山万水（找市场）、说尽千言万语（搞协作）、吃尽千辛万苦（办企业）、历尽千难万险（求发展）的“四千四万”精神，是苏南特别是无锡农村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体实践的形象概括，也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开拓者、先行者敢为人先、拼搏进取时代风貌的客观写照。“四千四万”精神的出现和形成，不是凭空想象、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与苏南农村特别是无锡广大农民群众艰苦创业、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奋斗历程相伴而生，与无锡等地所具有的客观自然条件、时代体制背景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联系。深入分析，一般有三个主要动因：

　　资源禀赋压力。苏南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2亩，无锡农村矛盾更为突出。在单一农业、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征购、定购“三购”任务重的背景下，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较高的无锡农村地区，也仅能满足农民的基本温饱。1971—1978年无锡粮食亩产持续超千斤，是全国平均亩产2倍以上，而农民年均收入只有126元，比全国的102元水平高不了多少，出现了“高产穷队”“农业真苦、农民真穷的状况。“穷则思变、逆势求生”。自然资源禀赋不足，激发了无锡等地农村广大干部农外就业的强大动因，率先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扩大就业、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激发和催化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社队企业星火燎原、异军突起之势。

　　体制约束倒逼。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长期实行的是“农村——农业、农民——粮食”， 甚至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队工业就要冒着“与国营抢市场争原料、挖社会主义墙脚”等舆论指责，甚至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等上纲上线的政治风险。尽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国家宏观管理上仍把社队企业作为“调整提高”“整顿治乱”的对象，把社队企业一些市场经营正常活动作为投机倒把，强行入罪。为了冲破体制约束，规避政治风险，无锡等地广大农民以超人的胆气和智慧，千方百计、夹缝求生、迎难而上，利用政策空当和市场空间，实干加巧干，“遇到红灯绕着走”，坚韧不拔，寻找社队企业发展的最大机会。

　　历史文化底蕴。恩格斯讲过，“经济社会发展脱离不了历史文化背景。”无锡等地率先发展社队企业，有着更深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承启秦汉男耕女织、唐宋手工业分工和近代民族工商业先行发展的历史渊源，苏南农村手工业相对发达。清代中后期以来，民族工商业日益兴起，无锡农村地区手工业加速向近代加工制造业转型。据上世纪40年代日本南满株式会社出版的《关于无锡县农村调查》反映，上世纪30年代中期原无锡县农村非农就业、非农收入已经占全县总量的一半以上，农村工业已经成为全县经济的主要来源。农村工业的崛起，孕育和厚植了“崇尚实业、工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同时不断壮大的农村工业逐步转入城市，也扩大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天然联盟和社会联系”，形成了无锡农村社队工业率先崛起不可多得的社会资源和人文环境。通过城乡企业不断深化的合作配套，城市企业的生产技术、销售渠道、人才资源等成为社队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可以说，没有早先的乡村工业就没有中国近代城市工业的发端；没有与城市工业天然联系就没有无锡乃至苏南农村社队企业的坚实依托。

　　自然资源不足、计划体制约束和工商文化基因三大因素，直接激发无锡农村广大农民发展社队工业（乡镇企业）的伟大创造，开启了利用农村内部力量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子。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创新创业铸就了“四千四万”精神，“四千四万”精神又成为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四千四万”精神作为创新、创业和创造的人文特质和文化品牌，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无锡地域特点、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

　　充分认识“四千四万”精神的本质内涵

　　纵观“四千四万”精神形成背景和社队企业艰苦创业的生动实践，无不展示着无锡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聪明智慧、守正经营、敢于创新的工商文化底蕴，无不展示出无锡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志气、挑战体制桎梏的胆气和建功立业的勇气。正是这种创新、创业和创造的创新实践，不断丰富和拓展了“四千四万”精神的核心内涵。

　　政治把握上，体现了因势利导的大智慧。为了避免与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环境直接碰撞，主动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服务农业、服务外贸出口、服务国有企业、服务城市生活”的口号，最大可能减缓和消除社队企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政治阻力，拓展了社队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发展空间。

　　发展思路上，坚持了内源发展的新途径。立足自身资源和条件，坚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以农业积累、农民集资、以劳抵资、股份合作等形式，解决社队企业早期投资来源的问题。力排“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的非议和压力，充分利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积累，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兴镇、以工促商”，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探索出以农村自身力量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路子。

　　资源配置上，开创了市场导向的新机制。适应市场需求和体制约束，社队企业首创了“企业供销人员、物资经理部”的新探索，尝试了“农副产品换原料、劳务输出换产品”的新做法，发展了城乡联合、定向加工、专业配套、社会化协作的生产体系，推进了对外贸易、“三来一补”、中外合资、境外投资经济国际化的新实践，等等。以市场导向，解决了社队企业的产品销路、原料来路、发展出路问题，给无锡农村经济发展塑造了“经济形态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新特征。

　　经营策略上，探索了利用外部要素的新做法。社队企业起步阶段为了破解“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困境，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创新企业经营，变劣势为优势。通过与国企加工配套、专业化协作的“借梯登天”，间接进入国家产销计划；通过外贸订单、定点供货的“借船出海”，形成“产、加、销”的外贸出口一条龙；通过积极引进和聘用城市下放工人、插队知识青年、“星期天工程师”等技能人才的“借才生财”，既解决社队企业技术人才先天不足的问题，又深化了与大中城市的社会人文关系。

　　制度安排上，重构了企业治理新实践。社队企业方兴未艾之际，为了避免重蹈传统国有企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弊端，以推行“一包三改” 为突破，纵深推进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资产增值承包责任制以及企业“两级核算、两段分配”改革，建立了职工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干部能上能下的人事制度。为了解决 “政府负债、企业负亏、经营者负赢”“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的问题，乡镇企业大胆实施“彻底改、改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合作经济、混合经济和上市企业的共享经济，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到位、资产人格化的产权制度，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四千四万”精神作为对苏南特别是无锡农村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初创时期生动实践的高度概括，其本质内涵就是“实事求是，大胆创新；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知难而进，敢为人先；民生为本，建功立业”。其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大胆实践的唯实精神，体现了善抓机遇、敢为人先、因势而上、图强求变的创新精神。“四千四万”精神，推动和催化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伟大创造，打破“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城乡两元化传统格局，开启了利用农村农民内部力量发展农村工业化的新创举，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道路问题；冲破“指令生产、计划销售”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导向、自主经营”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解决了传统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作者系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江南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