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隙
时节过了立秋,恣意的热浪没有收敛,夏夜点燃的堂食,也依然沸腾着这条街。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堂食”这个词,它已成了新冠疫情防控的信号弹:暂停堂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恢复堂食,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湖滨商业街是无锡最闹猛的餐饮街,长约1.2公里,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因“堂食”这条街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7月初一波疫情来袭,“餐饮经营单位不再提供堂食”,商业街顿时按下了暂停键。夜幕下的霓虹灯虽然依旧五光十色,但缺少了人的捧场,火树银花透出的也是黯淡和冷清,没有了活泼鲜跳,没有了烟火气息。不能安排堂食,有的商户索性铁将军把门歇夏了。堂食和外卖是一对孪生兄弟,没了堂食,外卖似乎也缺少了底气,跑腿小哥寥寥无几,脚下也不带风了。空荡而冷寂的街道,偶尔有些车辆驶过,夜间纳凉散步的周边居民可以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商户们执行通告倒是自觉又严格,顾客买了几个小笼包,问店员可以在外摆吃吗,小姑娘坚决回绝:不行,不能堂食,外摆也不行!
捱过了十二天,“堂食”终于又出现在通告中,“全面恢复各类餐饮单位堂食”,“堂食”回来了!这个词此刻就是动员令,街上的商户们立刻行动起来,全面打扫消杀,备料备货,忙而不乱,攒着的那股劲瞬间就迸发了。更为热烈呼应的当然是食客们,就像注入了兴奋剂,朋友圈喜大普奔,微信群呼朋唤友,约!堂食去!“堂食”让这条街满血复活了,街上人流摩肩接踵,车流拥堵不畅,几乎所有的店堂都客满等号,有的网红店下午4点就开始排队。湖滨商业街的堂食还就是这么接地气,即便你在其他会所酒足饭饱了,还是会惦记到商业街上来个第二场,甚至第三场,如果偶遇老友,那就再拼个桌一起凑个热闹。在这里,年轻人是核心顾客群,吃啥不重要,用餐礼仪也没那么要紧,要的就是霓虹灯下闪亮亮的俏皮话:“勾肩搭背,做好朋友”“你说天长,我就‘递酒’”。街上的外摆更是招人喜爱,即便没有空调,烧烤到汗流浃背,一口啤酒下肚,要的就是两个字:痛快!再加上绿植围绕,干净整洁,充满时尚动感,在这里嘈杂就是气氛,食客皆是朋友。只有献艺的吉它女孩对周遭可以全然不顾,独自浅吟低唱《外面的世界》。在这里外摆中堂食的各色人群,极有可能会成为别人镜头里的街景,发布到朋友圈。
在热火朝天中,堂食的人们尽情挥洒着因美食和重逢带来的喜悦,这就是疫情之后堂食的魔力。那么,现代汉语中的“堂食”是如何产生的?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记载还和无锡有关。《新民晚报》1984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二泉村’的无锡小笼,选料精,外形美,卤汁多,可堂吃,也外卖。”就此看来,在吴方言中,“堂吃”与“堂食”应该是一个意思,在北方就叫“下馆子”,目前普遍用在公告中的“堂食”更具书面性和公文色彩。还有,以前的堂食单指大厅用餐,包间不算,现在包间、外摆都算堂食。据可考历史,世界上第一批餐馆出现在宋代,有人将此归功于当时开封的人口规模、城市繁盛和贸易兴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是能感知和体会到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堂食呢,有国外专家作过精辟的论述:一家餐馆的基础是,人们愿意“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食物和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一起用餐,实际上是在分享一种经历,包括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所以说,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把外出就餐当作社交活动、公务商务和娱乐休闲的方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城市的发展,环境的改善,餐厅的装饰越来越精致光鲜,外出就餐也随之成为一种带有享受性的娱乐行为。所以说堂食的关键在堂,而不在食。
堂食的深层含义是多元的,至少有五层,一是社交性,一人食,在家食当然很赞,妈妈做的饭,外婆的红烧肉是游子的念想,但带有社交因子的烟火气是堂食的精髓,也是社会人的必须;二是景观性,堂食的人群和餐厅都是城市生活的缩影,像湖滨商业街就因堂食和街景成了旅游网红打卡地;三是娱乐性,堂食本身就是一种娱乐行为,在推杯换盏中放松心情,度过休闲时光,可谓惬意之事;四是分享性,三五好友除了分享美食外,还有分享快乐,分担痛楚,遇到好事可以酣,遇到难事消个愁;五是报复性,这是在这两年疫情反复中出现的特质,压抑的总要释放,日子总要恢复到常态,相比报复性旅游,报复性堂食就更容易实现。
在湖滨商业街上,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堂食就意味着回归正常生活后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生活,因此即便到了子夜时分,还有很多人涌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