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隙

　　时节过了立秋，恣意的热浪没有收敛，夏夜点燃的堂食，也依然沸腾着这条街。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堂食”这个词，它已成了新冠疫情防控的信号弹：暂停堂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恢复堂食，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湖滨商业街是无锡最闹猛的餐饮街，长约1.2公里，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因“堂食”这条街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7月初一波疫情来袭，“餐饮经营单位不再提供堂食”，商业街顿时按下了暂停键。夜幕下的霓虹灯虽然依旧五光十色，但缺少了人的捧场，火树银花透出的也是黯淡和冷清，没有了活泼鲜跳，没有了烟火气息。不能安排堂食，有的商户索性铁将军把门歇夏了。堂食和外卖是一对孪生兄弟，没了堂食，外卖似乎也缺少了底气，跑腿小哥寥寥无几，脚下也不带风了。空荡而冷寂的街道，偶尔有些车辆驶过，夜间纳凉散步的周边居民可以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商户们执行通告倒是自觉又严格，顾客买了几个小笼包，问店员可以在外摆吃吗，小姑娘坚决回绝：不行，不能堂食，外摆也不行！

　　捱过了十二天，“堂食”终于又出现在通告中，“全面恢复各类餐饮单位堂食”，“堂食”回来了！这个词此刻就是动员令，街上的商户们立刻行动起来，全面打扫消杀，备料备货，忙而不乱，攒着的那股劲瞬间就迸发了。更为热烈呼应的当然是食客们，就像注入了兴奋剂，朋友圈喜大普奔，微信群呼朋唤友，约！堂食去！“堂食”让这条街满血复活了，街上人流摩肩接踵，车流拥堵不畅，几乎所有的店堂都客满等号，有的网红店下午4点就开始排队。湖滨商业街的堂食还就是这么接地气，即便你在其他会所酒足饭饱了，还是会惦记到商业街上来个第二场，甚至第三场，如果偶遇老友，那就再拼个桌一起凑个热闹。在这里，年轻人是核心顾客群，吃啥不重要，用餐礼仪也没那么要紧，要的就是霓虹灯下闪亮亮的俏皮话：“勾肩搭背，做好朋友”“你说天长，我就‘递酒’”。街上的外摆更是招人喜爱，即便没有空调，烧烤到汗流浃背，一口啤酒下肚，要的就是两个字：痛快！再加上绿植围绕，干净整洁，充满时尚动感，在这里嘈杂就是气氛，食客皆是朋友。只有献艺的吉它女孩对周遭可以全然不顾，独自浅吟低唱《外面的世界》。在这里外摆中堂食的各色人群，极有可能会成为别人镜头里的街景，发布到朋友圈。

　　在热火朝天中，堂食的人们尽情挥洒着因美食和重逢带来的喜悦，这就是疫情之后堂食的魔力。那么，现代汉语中的“堂食”是如何产生的？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记载还和无锡有关。《新民晚报》1984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二泉村’的无锡小笼，选料精，外形美，卤汁多，可堂吃，也外卖。”就此看来，在吴方言中，“堂吃”与“堂食”应该是一个意思，在北方就叫“下馆子”，目前普遍用在公告中的“堂食”更具书面性和公文色彩。还有，以前的堂食单指大厅用餐，包间不算，现在包间、外摆都算堂食。据可考历史，世界上第一批餐馆出现在宋代，有人将此归功于当时开封的人口规模、城市繁盛和贸易兴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是能感知和体会到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堂食呢，有国外专家作过精辟的论述：一家餐馆的基础是，人们愿意“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食物和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一起用餐，实际上是在分享一种经历，包括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所以说，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把外出就餐当作社交活动、公务商务和娱乐休闲的方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城市的发展，环境的改善，餐厅的装饰越来越精致光鲜，外出就餐也随之成为一种带有享受性的娱乐行为。所以说堂食的关键在堂，而不在食。

　　堂食的深层含义是多元的，至少有五层，一是社交性，一人食，在家食当然很赞，妈妈做的饭，外婆的红烧肉是游子的念想，但带有社交因子的烟火气是堂食的精髓，也是社会人的必须；二是景观性，堂食的人群和餐厅都是城市生活的缩影，像湖滨商业街就因堂食和街景成了旅游网红打卡地；三是娱乐性，堂食本身就是一种娱乐行为，在推杯换盏中放松心情，度过休闲时光，可谓惬意之事；四是分享性，三五好友除了分享美食外，还有分享快乐，分担痛楚，遇到好事可以酣，遇到难事消个愁；五是报复性，这是在这两年疫情反复中出现的特质，压抑的总要释放，日子总要恢复到常态，相比报复性旅游，报复性堂食就更容易实现。

　　在湖滨商业街上，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堂食就意味着回归正常生活后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生活，因此即便到了子夜时分，还有很多人涌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