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
读完乃庆兄的书稿《与我相关的远方》中第一篇《寂寥黄叶村》时，我突然间在书中的文字中找到了种久违的知己感。当然，还有自惭。
跟阚乃庆老师一样，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也到过不少地方，访友问古。但过去都不过是“到此一游”和“到此一醉”而已。
2014年6月，在杭州街头漫步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以后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眼睛里闪过的那些能够记住且有共情的景色、文物和人事吧，这才对得起自许的码字者、记录者的名头。我后来还一本正经地在自己的电脑文件和个人博客上冠之以“行录中国”，一个如此高大上的名目。
但是，自那以后，我走过更多地方，“行录中国”的文字却没有留下多少，如今连想法也差不多烟消云散了。不仅诺言空许，也辜负了许多提供帮助、期待看到我文字记录的朋友。
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情感，让我集中精力，在两天内克服手机和电脑阅读的障碍（我习惯读纸书），读完了《与我相关的远方》。乃庆兄书中所写到的一些地方，诸如黄叶村，明孝陵，虎跑寺，清凉山，东林书院，更不用说苏东坡老死的常州，我都到过，书中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许多我也多少知道，但我却陷溺于醉酒，困于自己的疏懒，竟然没有写过一篇。
也是借他人的文字，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吧，我在乃庆兄的文字里，读到了许多类似的感悟；那些书中所写的我未曾抵达的地方，也会列入我未来云游的目的地。至于书的最后部分，乃庆兄对故友的几篇完全个人化的追忆怀想，读来同样打动我，不仅让我有知己之感，甚至想立即和乃庆兄把盏叙谈。
我和乃庆兄是一面之交。某年我应展江老师之邀到扬州，因我曾在媒体业服务，展江老师找了扬州几位媒体业的同行一起聚餐聊天，乃庆兄正好回扬州，因此结缘。我和乃庆兄不仅曾是同行，我们俩也都写自己的故乡，他出版的关于故乡的记忆《高湾史记》，确实类似史记的写法，写出了宝应氾水镇高湾村的生生不息，烟火万卷，不像我写江南故乡，只是杂乱无章的随记。《高湾史记》记录的是乃庆兄地理上的故乡，《与我相关的远方》则更像一个走出故乡的游子寻找精神原乡的记录。无论是黄叶村的曹雪芹，汝州的风穴寺“临济喝”，李白梦游的天姥山，虎跑禅寺的弘一，还是《西风烈》里的党项西夏，翠湖畔的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大，苏东坡的最后岁月，清凉山的李煜，抑或欧洲的梵高、卡夫卡等，无不从眼前景物，延展至历史场景和主人公的命运，更有今世共情的叹息和省思。
这其实是另一种重新打量历史。在现实与历史、残景与人文之间腾挪辗转，其实是需要很高知识门槛的，必得熟悉历史掌故和人文典籍，尤其还需有激发的共情。我偷懒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对历史资料的把握远远不够，也很难专注去查证阅读。但这正是乃庆兄所努力的。就在今年的清明节，乃庆兄在他所写的《清明留言》一文中，提到三十多年前在锡山旅游，路边看到一方老旧模糊的明代字碑，是纪念500年前一位叫崔溥的朝鲜人文官的，他就找了崔溥所撰的《漂海录》来研读。没有这种对历史资料的钻研，很难如此开阖收放为文。
梁衡先生在总结文章如何才能写好时，提出了“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我个人认为，形事典理之外，情最重要。观堂先生《人间词话删稿》中有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虽是论诗词，但论散文之道，同样妥帖。
“每个人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那些精微如闪电一般瞬间照亮生活的精微感受，那些在世界和历史重要节点上的个体人生状态，那些隐藏在黄土草丘里的曾经生动怒放的生命，那些消隐在山河之间的大开大合的历史，那些有限世界里的无限，那些曾经鲜活的枯寂，无疑是这个世界的精彩，也是历史馈赠的珍宝。”
这是乃庆兄自序中的话。我转录于此，是想说，除了对历史资料熟悉之外，更要有面对眼前历史遗存生发的真实共情，残景古人才能入文，文章也才能圆融而不生硬，无论关山万里还是历史深处的远方，才会与我相关相近相亲，才会有刘勰所言的“神与物游”“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关于人文景观与历史人物的书写，古代诗文中亦多见。当代中国以散文随笔之法写作者甚多，我之陋见，滥觞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是，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并不是说别人写了我就不能写，虽然李白游黄鹤楼时写“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故事是千古美谈。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因为阅历见识，对即使相同的人文景观，也会有不同感受，这种私人感悟才是最真切珍贵的。
“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说得对，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本来就应该是读书人尤其是曾经记录者的自觉。
“关心书本里的思想，关心人生经历中的思想，关心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思想，然后以一己之笔，一己之力，参与思想。——这，才是最美好的原乡。”
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