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7版:太湖周刊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小故事

  □卢仁龙

  商务印书馆继2003年推出《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八年后,终于在2011年一次性推出《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煌煌20巨册,共12000余页。我有幸了解并参与《中文笔记》的制作、出版过程,特叙其一二,以飨读者。

  一

  2002年底,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和我讲及《钱锺书手稿集》,他在钱锺书生前就已说服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将钱锺书读书手稿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并出版,编辑工作做了五年。让钱锺书这样一位文化巨匠的手泽以存真方式问世,化身百千,杨德炎先生作为策划者、商务印书馆当时的掌舵人,其高超的文化意识,对历史、对商务、对学术的贡献是至巨的。杨德炎先生所述虽然轻描淡写,但谁都明白,要钱先生动心并决定此事,无论如何非易事。钱先生一生所积读书笔记无数,皆为著述之准备,杨德炎先生从传承的角度,让从不轻诺的钱先生将全部手稿交付出版,确为前所未有之举。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后,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主要是出版编辑方面的问题。我找了书来看,也觉得编印不很完美。2005年,杨德炎先生找到我说,你做的《四库全书》用数字印刷很好,什么时候到厂里看看,争取把钱锺书的中文笔记用数字方式一次印出来。这是他清楚明白地告诉我要我参与其事。杨德炎先生之所以希望以数字方式出版此书,我感到,一则因为工程浩大,二则毕竟是手稿,市场需求难以确定,因此,小批量生产无疑是至佳选择。

  二

  《钱锺书手稿集》虽然早就全部扫描了,但因原责编工作变动,编辑出版后续工作停顿了一段时间,一直到2007年才交我扫描文件。而后我发现其中的数据处理有些问题,必须要调阅核对钱先生原稿,再确定自己参与的方式与程度。新任责编陈洁女士积极协调,从清华大学档案馆要来了全部原件。

  在翻检手稿原件的过程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和“刺激”。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钱先生留下的笔记本有七十多册,规格五花八门,可能是写完一本随手再拿一本。有些笔记条目很长,可以想象钱先生抄写所费的时间;每一本都有深浅不同的笔迹,应是他反复补充留下的;更有钱先生随意涂画的小人漫画,想来他把做笔记当作一件快乐之事。其间还能看到杨绛先生用心费力的编排,同样令我感动不已。

  我决定接手参与,并根据我的出版编辑经验,制定了初步方案,即一是要为全部笔记编目(《容安馆札记》未编目);二是出版时分册要适宜,不能太厚;三是完全存真,更要方便阅读使用。

  计划提出后,第一项工作就难住陈洁了,找谁编?加编目,杨绛先生认同否?

  我试着编印了三册,发现不编目太不利于读者使用了。于是,我自己动手将全部笔记所涉书目摘列出来,制定体例,再请在校博士生一一核正卷数、作者。我想,如果编目不好,或杨先生不认同,我们放弃也不迟。陈洁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很快找到了乐于核定书目的学者。

  为了郑重,我又和陈洁商议,至少打三次样,仔细核对,每一条划痕、印记也要保存,凡钱先生心血所系,均要体现,影印虽不能传其神,但一定要全息化制作。限于条件,可在每种笔记正文前保留笔记照片及大小。

  2008年,王涛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上任伊始,就过问《钱锺书手稿集》出版进程,并关切地问,交给你印赔钱了吗?我说,数字印刷不存在赔钱问题,倒是可以为商务印书馆省不少钱。

  令人遗憾的是,第二次校样还没有审完,杨德炎先生于2010年6月去世,他想要亲眼看看数字印刷《钱锺书手稿集》一事,永远成空。

  三

  商务印书馆曾计划在钱先生辞世十周年(2008年)之际出版发行该套书,以志纪念,终因编目及图像处理追求全息化而一再延期。

  2011年7月,终于在杨绛先生100岁生日那天,商务印书馆奉上了滚烫的三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样书,为杨绛先生贺寿。

  编目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最后共查明《中文手稿》所录、所评典籍超过三千种,还有少量外文。影印本每册列于开卷者,就是历时两年、多人劳动的结果。杨绛先生见过样书,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想必是认可了。

  清理、核对、编目工作,这个过程,带给我巨大、无形的“痛苦”和“压力”,全部编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释放。长时间站在钱锺书手稿原件面前,真的让我“精神崩溃”,自信也降低到极点,我们算什么读书人!本来还想重编改正一下《容安馆札记》,但我放弃了,就是不想再“受苦”。今后,商务印书馆如果能将《容安馆札记》一并改正改版,则钱锺书手稿就真正集传了。

  钱、杨两位先生同意出版时就曾提出,将《钱锺书手稿集》所得版税悉数捐给他们在清华大学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也是杨德炎先生告诉我的。

  大家风范,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