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生

　　能与家人亲朋在一起欢欢喜喜过个年，乃人生一大幸福。这种幸福，对于长年奔波在外的人或两地分居的夫妻来说，尤其难得，体会也更深。

　　1964年至1980年，我一直在部队和地质队里生活，其间有十个春节是在军营哨所或崇山峻岭中度过的。这儿杂记的，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次过年。当时我所在的地质队已奉命调往徐州丰县，于苏鲁皖交界地带开展煤田地质勘探会战。

　　夫妻常年两地分居，生活上的难处不胜枚举，每逢过年更是一个坎。当时我已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妻子一人在家，上有七旬老父，下有年幼的两个孩子。别人家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她一个妇道人家忙前忙后，冷冷清清，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酸楚。临近过年，两个孩子更是拉住她的衣襟，天天发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老父亲年迈体弱，且卧病在床，梦中都在呼唤儿子回来过年。那年常武地区民间盛传大年夜将有地震，更增加了妻子的恐惧感，于是她一封接一封书信，催我务必回家过年。

　　于是，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队部领导请假。

　　当时江苏省煤田勘探系统在煤炭部是个先进单位，队党委向全队成员提出了“月超千，年超万”（即月钻进千米、年钻进万米）的高指标要求，号召大家向大庆人学习，在钻井队过革命化春节：“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煤田！”队员们的决心书、挑战书贴满了队部的墙面。在这种氛围中，请假回家过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人家工人在微山湖畔大干苦干，数九寒冬扒掉棉袄出大汗，你作为一名宣传干事，却临阵逃脱！”请假时，一位领导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软磨硬缠了几天，领导考虑到我的申请也不无道理：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加之大雪封门，交通中断，工地上大多停工待料，春节期间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一年的腊月下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队领导是腊月二十八准的假，小年夜、大年夜两天，我都起了个早，去丰县长途汽车站赶车。但赫然入目的都是站门前的停车告示：路上积雪太厚，汽车无法通行。十里、二十里背着大包小包尚可步行，丰县到徐州当时的公路七绕八拐有百把里路，咋办？急得我一个人在车站内干跺脚！

　　走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回到队部与同事们一起吃年夜饭。队部设在丰县城关的一家蚕种场内，队长书记、党委成员连同生产科、政工科、驾驶班、安装队成员在内共有二十来人。老书记参加过解放战争，党性很强，他提出吃年夜饭也要革命化，每人准备两个菜，然后拼在一起共度除夕，拿今天的话说就是“AA制”。酒水由队长书记请客。我临时准备了两道菜，一道是水果冷盆，即挑几个上好的大苹果去皮削成片，上面撒一些白糖；一道是皮蛋拌豆腐。二十余人共出四十几道菜，摆满了两张乒乓桌。菜肴五花八门，家常菜应有尽有，重复的菜式也不少。席间，周围村庄鞭炮声此起彼伏，大家频频举杯，觥筹交错，很是热闹。我却是强装笑颜，身在曹营心在汉。最为揪心的是，那时农村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这边交通受阻的情况告知家中。拍电报的话，大年三十农村邮递员还会送吗？可以想象，天黑了，妻子、孩子一定还在眼巴巴地盼望丈夫、爸爸回来；老父亲肯定会担心儿子在路上是否出了什么事，坐立难安。酒喝一半，两个刚招工进来的女孩子因第一次在外过年，触景生情，想到家中的奶奶和妈妈，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于是我的心情更糟了，胡乱喝了几杯酒，就提前告退回宿舍睡觉去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去赶车。

　　苍天不负有心人。年三十晴了一天，地上的雪化了不少。年初一早晨，天蒙蒙亮，丰县汽车站终于发出了新年的第一班长途车。带着大包小包好不容易挤上了汽车，但已无座位，一站就是三个小时。车轮裹着防滑链摇摇晃晃开到徐州，正好赶上由北京开往南京的125次列车。当我于慌乱中踏进车厢，已临近中午。我在行李架上放好行李，发现车厢里并无旁的乘客，再往其他车厢溜达，除了列车长、乘务员、乘警、餐车工作人员，竟只有我一个旅客。我惊呆了，这趟南来北往平时挤得水泄不通的125次列车，居然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专列。溜达中碰上一位熟人，这位穿一身崭新铁路工作服的姑娘，几年前在南京湖山煤矿当播音员，当时我也在湖山地区搞勘探，由此认识。两年前她调入铁路系统，在列车播音室干老本行。经她建议，年初一的中午，列车长和全体乘务员陪我这唯一的旅客共进午餐。红烧肉、清蒸鳊鱼、萝卜豆腐、炒白菜、榨菜蛋汤，外加一碗米饭，菜肴虽然简单，但吃得我终生难以忘怀。

　　125次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挥手告别诸位乘务员，在站内又跨上了东去常州的火车。常州下车后再乘汽车，再步行，到达德胜河边老家时，已是年初一的掌灯时分。顿时，孩子们破涕为笑，老父亲的病体也轻松了许多。一家人高高兴兴自不必说。

　　时隔四十多年，当年的牛郎织女们大多已跨过鹊桥厮守在一处。然而，又有多少年轻的打工者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