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炫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是当下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作为“江南诗性文化”的首创者、开拓者，这个领域一直是他辛勤耕耘的主阵地，可谓硕果累累。刘士林教授的新著《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江南诗性文化为精神内核，结合历史与现状，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分析江南城市圈若干城市的文化精神，为长三角城市建设提供了价值阐释与建设思路，对当下城市发展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该书也可以视作是一份江南诗性文化的岁月清单，具有观点鲜明、概念严谨、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分析透彻的特点，文笔也很好。

　　何谓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为什么是诗性文化，它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每一个阅读《天上的街市》的读者都想弄明白、搞清楚的问题。书中给出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刘士林教授指出，在江南文明起源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黄河中心论”，中原文明成为认识和研究江南的基本语境和判定标准。这种现象“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到了20世纪，随着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这些研究领域内的进展，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作为江南母体且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了。由此可以认为，江南文明是长江文明的“亲生子”，而不是黄河文明传播的产物。作为江南文明中的江南文化，到了明清时代，至少已经形成了三种形态，即江南物质文化、江南社会文化、江南人文文化。这中间，什么是江南文化的灵魂性东西呢？刘士林教授认为，江南文化必须建立在“江南有，其他地方没有或者不明显”的基础上。他首次提出了“江南诗性文化”的概念，他说，“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其核心是一种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在江南诗性文化中，真正体现了古代江南人民的独特创造和重要贡献，并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中国文化提升到审美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新境界。

　　刘士林教授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钥匙，从成熟形态的角度对江南范围进行界定，以李伯重先生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说”为基础，吸收了“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同时还将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联系都十分密切，并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扬州、徽州等纳入江南的范围。他借鉴区域经济学理论，将“八府一州” 看作是江南的“核心区”，将其他地区视作“外延”。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文人荟萃、文化发达是江南的主要特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江南区域文化在中国最独特的本质，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很大意义上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使江南文化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是其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江南诗性文化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理念”地位，决定了江南诗性文化本身还是江南文化建设的“诗眼”和“龙珠”。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位置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研究江南文化和江南诗性文化的立足点和关键点，应该落实到它具有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上。对此，刘士林教授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天上的街市》一书中，辟出专门的篇章来论述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曲折的探索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方面联系更加密切的城市共同体，并最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群。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长三角的经济总量、交通基础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但硬件与软件、经济与人文、管理与服务之间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质量的主要矛盾。对古代江南群的层级结构、内在机制与文化生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释，无疑可以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一种最直接和十分重要的历史镜鉴。同时，由于“发展在前”，当代长三角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竞相模仿与参照的对象。进入“十四五”之后，江南文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把江南文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精神标识及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更好地提炼、展示出来，为引领长三角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踏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参考借鉴。

　　如果说《天上的街市》绪论和第一章、第二章是该书的总论和概述，是宏观把控，那么接下来对上海、苏州等七个城市进行的个案分析，则从微观层面说清楚了江南诗性文化落实在这些城市中的具体形态。以苏州为例，刘士林教授首先探究了苏州城市文化的起源，然后梳理了苏州城市文化的历史流变、近代化进程及其诗性内涵与特质，最后分析归纳了苏州城市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读毕《天上的街市》，让人感到这是一部带有江南文化研究阶段性总结性质的好书，在江南文化研究的领域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