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炫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杨绛一直是个热门题材，被人写了又写。但是，如胡适先生所言：“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中国人在传记文学的创作方面恰恰独缺这一点，所以，写杨绛的书，大多寡淡。因此，当我拿到罗银胜写的皇皇60多万字的《杨绛全传》时，是做好了阅读过后感到失望的心理准备的，结果居然以惊喜收场。《杨绛全传》是一本全面透彻、思维缜密、资料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尽力摆脱忌讳的好书。从近现代历史上看，无锡在经商、文化、教育方面的精英层出不穷。这跟无锡的区域文化是有关系的。东林书院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可以视作无锡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体现的主要是情怀和关注，不像湘楚文化中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那样霸悍。而杨绛身上反映出来的品质和才华，充分体现了无锡人所具有的区域文化特点。罗银胜在《杨绛全传》中，对于这些情况，写得很到位。可以说，杨绛既是无锡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无锡对外的一张名片。

　　聪明好学，成就斐然。近现代以来，随着无锡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无锡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兴旺发达起来。正是有了这个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无锡才有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杨绛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祖父、祖父、父亲的身份，不外乎书生和官吏，都有秉性正直、酷爱读书的特点。家学渊源对杨绛三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杨绛自小就表现出学习天赋，还不偏科，能够均衡发展。1932年在清华校园里结识钱锺书后，杨绛终其一生，和夫君钱锺书一起，与书籍为伴。罗银胜在书中写道：“杨绛毕生爱好读书，在家闲暇时，她常与钱锺书各坐餐厅长桌一端，钱锺书面前高高一摞中文线装书，而杨先生面前则全是外文版书籍，夫妇俩乐此不疲遨游在浩瀚书海中……”杨绛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和评论、翻译方面都很有建树。初出茅庐，便以戏剧创作一鸣惊人。她在抗战孤岛时期写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剧本，搬上舞台后上座率非常高。而在当时，写剧本的人很少。著名作家柯灵有如下评论：“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杨绛后来说，她的成名，比钱锺书早，这是事实。钱锺书的《围城》，要到1946年才完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绛以评论和翻译为主。后来有了写作的条件，她又创作了小说《洗澡》、散文《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作品。杨绛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多样性，令人赞叹，更让人咋舌的是，她在这些领域内，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因此，夏衍说，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这话是有道理的。

　　以柔克刚，睿智能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锡人天性比较善，更愿意采取睿智取胜的方法。不大喜欢往闹猛处轧，关键时刻愿意退一退，以求海阔天空。因为走的是后手棋，对世事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的要求就更高。这一点，在杨绛身上，体现得很突出、很充分。杨绛8岁时目睹过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场面，经历过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也曾出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她与钱锺书毅然留了下来，又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但没有遭遇灾难性的政治挫折。这是极为不易的。这跟她的处世态度和自我定位大有关系。她学贯中西却远离政治，成绩突出却从不与人争，只想在做学问、搞创作上下功夫。钱锺书比她名头还要大，他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性格就是命运。杨绛平时温文尔雅，与人为善，善于以柔克刚。她曾借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气质和个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种不争，其实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它所折射出的不卑不亢、温和坚定，并不是被动与怯懦，而是一种区别于通俗意义上“抵抗”的抵抗，体现了无锡区域文化中的“水之属性”和以柔克刚的特点。

　　精明务实，应对有方。杨绛的一生，正逢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她寿长，活了105岁。所谓“人红是非多”，她不仅要面对自己碰到的问题，还要去解决与钱锺书有关的是非纠葛，比如和著名作家林非、肖凤夫妇的矛盾；钱锺书评价冯友兰表现引发的冯友兰女儿宗璞致杨绛的信；还有那狂妄之语“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等。这些是非纠葛在以往的文章或书籍中，大多只是点到为止，或含糊其词，让人有雾里看花不明就里的感觉和印象。罗银胜在《杨绛全传》中，却不回避这些问题。他“爬罗剔块，考证比对，穷原竟委，杂中取真，极费心思……忠实地反映了杨绛先生为人处世的复杂性格，真实地复原了曾经遮蔽的若干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杨绛以她的精明务实，应对得很得体，既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也不纠缠于当事人的说法。

　　对于传记作家来说，最高的要求是继承发扬司马迁的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做当然很难。但是，作为“心向往之”的追求还是要有的吧，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