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隽

　　草木在大地上生长，中药在人世间造福。

　　这是我在清贫的少儿时代，始终坚信的事实。

　　抓中药，煎中药，喝中药，还有中药房的气味，我都喜欢。

　　曾经有大半年时间，家里的一只煤炉上，每天搁着一个大肚黄身的土陶药罐，嘟噜嘟噜冒着热气，空气中浸着极具侵略性的药味。那个时候，我浪费着一个乡村女孩可以忽略的撒娇期，在一手拿双筷子一手拿块抹布守着药罐的母亲身边，消磨着一些时光。

　　一付中药，泡好后，母亲要煎三次，分别叫头煎、二煎、三煎。用武火（大火）煮沸，之后转为文火（小火）慢慢煎煮，每过十分钟便要将筷子伸进药汁里去搅几搅，把下面的药翻上来，上面的药拨下去，以期药效均匀。一个小时之后，头煎完成。母亲举起沉重的药罐子，往碗里倒汁，起初加进去的六小碗水，此时差不多就变作这珍贵的一小碗了——是水、火、草药锲而不舍的配合，也是时间这个炼金术士，于其中提炼出的药的灵魂。然后是二煎，重复第一遍的动作，六碗清水复变成一小碗浑黑的汤。然后是三煎。筷子头上沾满药末子，磕打不完。三碗汤汁，分早中晚三次喝完。

　　因为煎煮的时间或火候等细节把握不好会直接导致药效减弱，母亲一天中状态最好的时间，几乎都在专心致志守着一罐药。一般从晚饭过后开始，坐到炉前，控制着药罐下的火势，倾听着药罐里的声息，该开盖时开盖，该搅拌时搅拌，药物煎煮的顺序不能颠倒，药液不能溢出，煎药的母亲与她煎着的药达到了一种特殊的默契。

　　后来我上学学到“苦尽甘来”这个词语，就不由得联想起这样的夜晚——门缝里挤出的火光和药味，药汤里泛着母亲期待治愈的目光。

　　令我感恩不尽的，是一包一包草药经过苦熬进入母亲的体内，又以它超越植物的能耐，复原着母亲的身体。母亲终于从时刻眩晕的日子里摆脱出来，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无力的四肢变得有劲。家人同样为之鼓舞，久违了，欢语盈门，笑声绕梁。

　　我由此明白，中药的奥妙一定藏在一棵草、一朵花、一只昆虫、一块矿石的相互作用中，而老道的中医能够发现它们身上演变出来的这些秘密，充分发挥它们的疗效。

　　我第一次看病，找的也是给母亲看病的名老中医，姓黄。黄医生让我把左手右手先后放在一个小枕头上，诊了脉，又看了我的舌头，略微思量后，援笔开了处方。

　　那一次，还有后来好多年的好多次，我拿着黄医生开的药方去中药铺抓药。当我跨过中药铺高高的木门槛，一股浓厚而芳香的中药味道，总会扑鼻而来。陈旧的木屋，却藏着一个幽深的世界。我的额头在屋檐斜漏的光线里，闪着不谙世事的微光。黑色古朴的木柜子，顶到天花板，长满了深藏不露的抽屉。抽屉的表面贴着药材的名称：一味味带着神秘感、可以救死扶伤的药啊！那些药名如同亲兄难弟，铺满了纸签：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连翘、川贝、半夏、冬青……

　　穿白大褂的店员（司药）抓药，像是才艺表演，时或来到案板边看一眼医生开的药方子，时或轻轻拉开满墙小木匣子中的一个，取药，用小秤称，轻轻地抖去一些，确保重量的准确，而后返回案板，将药倒在黄皮纸上或纸袋中。每一味药在他的精心调遣下，各得其所，各归其位，恰到好处。用了一点辰光，药基本聚拢来，堆出一个个小塔。一包包用十字包扎法捆绑得严严实实，再将若干副包装严实的中药摞在一起扎紧，最上面留出一个活扣，一来便于解开，二来图个吉利。

　　那时候，我就想，将来我就做一个乡村的药铺郎中算了，给黄医生打打下手，学习中医的道和术，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及亲朋受益。谁曾想，时至今日，西医西药早已成为治病的主导。只是我一旦生病，尤其犯一些顽疾时，依然垂青中药，但再难寻觅黄医生那样的名中医了。母亲就经常感慨：黄医生要是健在该多好，一些毛病不用去医院，在家调调就能好。

　　周作人在《草木知秋》中说道：“生病，吃药，也是现世的快乐呵，尤其是吃中药。”我看到这句话不禁叹道：世上居然还有一个人也如我般从草药中喝出快乐来！回想起那些中药汤汁、中药颗粒，我就似闻到阵阵的草木芬芳，于是鼻息间的药香就更浓重了。

　　亲身经历告诉我，中药是一种力量，而对中药的“相信”，是另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