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玲、张月
当春生夏长，万物并秀，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静下来与文字对话的契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仿佛是喧嚣中的一片静谧绿洲，能让我们的心灵找到栖息之所。无论是厚重深刻的历史文化著作，还是细腻入微的文学作品，抑或是温暖人心的纪实故事，都能在这一天被重新拾起，开启一场思想与情感的盛宴。
黄晓丹：与古代诗人在生命深处对话
在历史的长河中，诗人的生命故事宛如一朵朵浪花，虽历经岁月淘洗，却依旧闪烁着独特的光芒。作家黄晓丹的《九诗心》便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带领读者走进九位古代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在时代动荡中的生命挣扎与精神追求。
黄晓丹创作《九诗心》，源自她对古代诗人生命困境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代社会的敏锐洞察。她选择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这九位身处大变局时代的诗人，试图通过他们的诗歌与生命故事，探讨“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的命题。
在写作过程中，黄晓丹对每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提炼出最核心的生命问题和相关文本。她采用“凝缩”的写作手法，将复杂的生命故事和思想浓缩在有限篇幅内。写李清照时，她以“残忍的减法”展现诗人在家国变乱中的痛苦与坚韧；写文天祥时，从无锡大运河中的黄埠墩切入，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赋予文字更强的现实感和画面感。
黄晓丹表示，历史与现实不应割裂，她通过诗人的故事，将历史与当下交织，回应当代社会的焦虑与困惑。在写吴梅村时，她探讨了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吞噬，这种主题在当代社会同样具有强烈的共鸣。
她选择的这九位诗人，无一例外都生活在社会动荡、历史巨变的时代。屈原面对楚国衰亡，李陵在汉匈战争中背负骂名，杜甫亲历安史之乱，文天祥在宋元易代中以死明志，吴梅村在明清易代中挣扎于忠义与生存之间……这些诗人不仅经历了时代的动荡，更在个人与时代之间经历了深刻的冲突。
“我没有选择那些‘完美’的诗人，而是挑选了那些在生命中经历过深刻困境的人。”李陵的投降、李清照的孤独、吴梅村的妥协，这些诗人的选择并不总是符合传统道德标准，但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们的生命故事更加真实，也展现了生命意义的多样性。
《九诗心》不仅是一部诗词赏析集，更是一份现代人探寻生命意义的心灵指南。它提醒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坚守内心，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寻永恒的价值。正如黄晓丹所言：“这些诗人用他们的生命与诗歌，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陆阳：用一本书表达对先生的“温情与敬意”
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文史学者陆阳多年前读到一句话，那是钱穆先生对读者提出的希望，“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就因为这句话，他开始关注钱穆的生平，阅读钱穆的著作。随着对钱穆认识的深入，陆阳越来越被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于是，他想写一部关于钱穆先生的书，历经多年，最终写成了《钱穆与同时代学人》，在无锡艺术基金的资助下，于今年3月出版问世。
钱穆是我国近现代的史学大家与国学大师，一生著书54部共计1700多万字。他秉持对本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见解，深挖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粹，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钱穆先生做过乡村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先后在燕大、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任教，后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办新亚书院。”陆阳感叹，有如此丰富教学经历的，在近代学人中除了钱穆先生似乎没有第二人。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1940年，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一文中，于国内教育界率先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实现“通”和“专”的有机结合。陆阳表示，钱穆这种继承和保持中国学术真谛的精神，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显得意味深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钱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源远流长的学术文化资源中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进行开掘提炼，从学术思想的立场应答时代的课题。“他那名重学界的《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都是忧患发愤之作。”陆阳说。
在写作过程中，陆阳阅读了大量研究成果，借鉴了其中的观点。《钱穆与同时代学人》以钱氏及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及档案资料为基础，加以梳理整合，呈现了钱穆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等20多位近现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往来交集和学术异同，既展现了钱穆一生的求学经历、著书立说和为人处世，又能够让读者一窥近现代教育和学术的概貌，进而针对学术路径的选择展开分析与反思。
“钱穆先生与同时代学人的交往史，其实就是一部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学术发展史。”陆阳表示，说到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无锡钱氏家族是一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与钱穆先生同宗不同支的钱基博精通经史，对清人别集的研究尤其专门；钱锺书先生更是以汇通中西、浩瀚深邃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而名震当代。对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的研究，目前已成显学。“在钱穆先生的故乡七房桥，钱氏老宅已经修复，那条名叫啸嗷泾的小河依然流淌不息，现在，是做些什么的时候了。”陆阳说。
包松林：以《筑梦路上》镌刻无锡地铁的“城市史诗”
凌晨1点，无锡地铁2号线的轨道上，十几名检修工正俯身于钢轨之间，手中的工具在夜色中闪烁微光。热胀冷缩的细微变化、螺丝的毫厘偏差，都在他们的精准操作下回归原位。这些无声的坚守，与太湖边飞驰的地铁列车共同编织成城市的脉搏，而作家包松林用五年时光，将这一幕幕凝练成80万字的《筑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这部国内首部地铁主题长篇报告文学，不仅是一部城市交通的成长志，更是一部镌刻无锡现代化进程的“立体年鉴”。
“在盾构机穿越古运河的瞬间，所有人屏住了呼吸。”翻开《筑梦路上》，惊心动魄的建设场景跃然纸上。2009年，无锡地铁1号线破土动工，从“零经验”起步到2014年实现“双线运营”，再到如今运营里程突破142公里、斩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鲁班奖、詹天佑奖的“大满贯”战绩，无锡地铁的每一步都写满攻坚克难的勇气。
书中以“蛋糕里钻洞”“十月围城”“修路到梅花”等鲜活章节，还原了地铁建设中的技术突破与人性温度。台风天里，地铁员工借助沙袋筑起“人墙”守护车站；盾构机下穿古运河时，工程师连续72小时监测数据；惠山古镇站的设计方案历经37次修改，只为与千年文脉和谐共生……“这些故事不仅关乎钢铁与混凝土，更关乎一群人对城市的深情。”读者这样评价道。
为完成这部“轨道上的无锡史诗”，包松林五年间走访200余名亲历者，翻阅数万份档案，从隧道深处的焊花到调度中心的屏幕，从建设者的汗渍到乘客的微笑，他用镜头与笔墨捕捉每一个“决定性瞬间”。书中首次公开的规划手稿、建设影像，以及普通工人的口述实录，让历史细节纤毫毕现。
“最难忘的是一位女站长在暴雨中反复擦拭站台的身影，她说‘22秒的停留，是乘客对无锡的第一印象’。”包松林坦言，这些平凡个体的坚持，才是城市发展的真正底色。书中既有“中车为何选择无锡”的产业洞察，也有“农民工夫妻在地铁工地举行婚礼”的温情片段，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交织，形成一部“物我合一”的深情之作。
“地铁是城市的骨架，更是文明的载体。”包松林在书中写道。从“梅花站”的江南意象到“外滩站”的现代气韵，从“惠山古镇”的文化守护到“太湖新城”的活力迸发，无锡地铁的每一站都是城市气质的注脚，正如作者所言：“轨道延伸之处，即是无锡向未来的生长方向。”
苏迅：“我愿意写一写市场，这里最见人心与人性。”
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所呈现的独特视觉效果与夸张节奏，让作家苏迅想起防盗门猫眼里观察到的略带变形的一张张人脸。“导演也算用心良苦，试图以技术手法本身来呈现那个时代热力四射的本质——欲望横流，泥沙俱下，而又充满某种清澈的希望，人人身体里面都像安上了一架发动机，轰轰作响。”作为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苏迅习惯于对文艺作品进行审视与剖析。“可是王家卫毕竟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有隔膜，很多情节失真致使作品价值降低。”苏迅表示，事实上，过分偏执于技术本身乃专业化带来的后果之一，不仅评论家常常矫枉过正，写作者也常犯此类毛病。
世界纷繁迷离，其复杂的程度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在苏迅看来，文学的生命在于“真”，文学需立文字之诚，凡是“伪”的东西终将被淘汰。一个写作者对时代的认知、对现实的理解、对生活的判断是否准确，是作品能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身处信号纷繁的历史长河里，文学要向“真”字取信，何其难也。“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是不跟你讲理的，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所有的东西都将在它下面遭受无情的碾压，并烟消云散。现实终止之处，文学便产生了。”苏迅认为，去弥补人生和自然的缺陷，或许就是写作者的天职。
到底是写什么重要，还是怎么写重要？这个疑惑经常盘旋在写作者的眼前。苏迅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高手》出版后，他受邀参加了多场新书分享会，分享创作心得，谈论如何写作，探讨文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一个写作者，如果拥有独特的写作素材和写作领域，那诚然是命运垂顾所致。自然，其实所有的幸运同时也是个体抉择的结果。以平常心论，阳光之下无奇事，这也是事实。”苏迅表示，《高手》这本书里所写的人与事大凡没有离开玉器市场、古董市场，这是个带点神秘色彩的江湖，表面风平浪静、慢条斯理，底下却暗潮涌动、缠斗纷扰。这个市场跟大环境同频共振，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我愿意写一写市场，这里最见人心与人性。这里面的人物都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带着特定年代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面目是时代的风貌，也将成为历史的印记。”苏迅介绍，《高手》里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貔貅必须微笑》是魔幻现实主义，《“二先生”碰到了烦心事》进行了散文化的处理，一些片段运用了意识流，但写作技巧终归是服务于主题，拒绝为“现代”而“现代”。据了解，《高手》共收录苏迅在知名文学期刊发表过的13篇作品，其中，9篇被《小说月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