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鸿儒钱基博先生尝言：“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俞生振楣。”其中所赞之王绍曾，是无锡国专1930年毕业生，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古文献学家。央视拍摄纪录片《风雨国学魂——寻找无锡国专》期间，创作组两赴济南采访《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兼主编、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杜泽逊教授师从王绍曾先生，忆及往昔跟随先生于山东大学从学侍教之事，历历如绘，娓娓道来。以下是杜泽逊教授的口述。

　　朱圈点墨察后学

　　王绍曾先生原来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做研究员，1983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绍曾先生就调到古籍所转为教授。1985年，我（杜泽逊）考上了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当时王先生已经75岁，然学界求贤若渴，故其仍肩负授业重任，古籍所拟荐研究生为其助手。对此王先生慎之又慎，有一天，他把我们的随堂笔记都收了上去，未言其故，数日后发还。有同窗告诉我，笔记本封面左上角有先生画的红圈，4个圈为优，3个圈为良，有两位同学得了4个圈，我是其中之一。我回去看本子，真是4个圈，不仅有朱笔圈点，谬误之处亦皆批改，这个随堂笔记我至今还珍藏着。

　　为什么要收随堂笔记？王先生始终没有说。多年后，古籍所副所长霍旭东教授暮年方道破缘由：先生此举，实为考察我能否胜任助手之职，但不便独取一人笔记，所以把所有同学的笔记全部收了上去，看完以后他对我表示满意。能通过这次考察还得益于我在读研究生时，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看了王先谦《汉书补注》当中的《司马相如列传》，列传当中收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文中僻字如林，注疏浩繁，多引清人之说。通过读这些书，我知道了很多清朝学者的名和他们的字。王先生上课的时候，会提及不少清朝学者，由于他的江阴口音比较重，比方说四大藏书家中有一位叫杨绍和，王先生说出来音似“羊绕湖”，这类情况比较多，同学们不知道是谁便记不下来，而我知道，所以随堂笔记内容比较全。

　　我毕业后就留校了，去王先生处报到并做了他的助手。王先生对我非常严格，把给研究生上课的任务交给了我，起初他还不是特别放心，连着来听了3次课，认为可以了就不再来了。

　　群籍兼修传薪火

　　给王先生当助手后，我就跟随他编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部书后来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在学校图书馆4楼古籍部阅览室，室中卡片盈架、典籍充栋，王先生虽已皓首苍颜，仍每日登楼伏案，我和另外两位年轻同事天天跟着他。王先生家就在山东大学的宿舍院里，我们下班也要跟到他家附近再分手骑自行车回各自宿舍。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碰到不会的活王先生都会告诉我们怎么干，有些很基本的材料，像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历史年表等，原来用得不多，那时候却要天天用，大批量的工具书、古籍原著、历史资料也都高度熟悉了。不仅如此，王先生还带着大家做其他项目，如编写《山东文献书目》《渔洋读书记》等，王先生做事的特点就是齐头并进、多线作战，七八个项目对应多位合作者，所以他每天下班回到家吃好晚饭还要继续工作。

　　王先生有着极强的文化使命感，从来不是简单地做学问。1983年前后他得了肠癌，手术以后也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治愈，然其以时不我待之精神，焚膏继晷、笔耕不辍。王先生的生活非常规律和简单，早晨起来就在文史楼南面那条路上打太极拳，幸运的是后来病情没有复发，一直到他97岁过世。做项目同时，他还写了《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当年王先生从无锡国专毕业后，校长唐文治先生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张元济先生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国学大师。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王先生跟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共1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先生抓紧写出来，是想把张元济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学问、经验、见解传达给后人。可以说山东大学的文献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先生，他是一位十分关键的传承者，更是一位创造者。

　　言传身教润无声

　　王先生晚年，他收到的来信都会给我看，写了回信也要让我看后才发出去。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是要我学习吧。因为当时已经不时兴用文言文写信了，如何写出中规中矩的文言文信件，需要向老一辈学习。王先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信，而且写信的量非常大。1987年，他给了我一部书《张元济友朋书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共两册。书中收录的书信多无标点，且行书难辨，王先生要求我写个书评，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信读懂。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读这两本书，读不懂的地方就去问王先生，然后写了一篇评论，王先生对这篇评论悉心批改，予以嘉许。通过这些事，我对文言文的信怎么写摸着点门路了。从中也能看出王先生培养学生是有套办法的，不拘于课堂，其法精妙，令人叹服。我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入门也经历了很多，比方说王先生开课要记笔记、看笔记、改笔记，指导写《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时，派我去安徽看100多部稀见古籍，撰写100多篇目录学书籍的提要，他对学生的培养非常全面，其治学治史理念，实承无锡国专之遗风。

　　王先生的待客之道也是非常传统、周全、礼貌的。客人到家，请坐沏茶，告辞时他一定会快走几步去开门，而不是让客人自己开门。他家住一层，开门之后还要把客人送到楼道门外，即便是我这样的学生，他也一视同仁。带我出去参加活动时，他总是这样介绍我：“这是杜泽逊同志，是古籍所的老师。”他并不说我是他的学生。

　　心灵相承，师道传真。在导师的引领下，杜泽逊开启了近40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之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孜孜以求，笃行不怠。作为首席专家，杜泽逊教授目前正在做一件大事——带领团队进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工作，矢志在七八年间，重现这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杜教授说：“我们的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从张元济先生到王绍曾先生，从王先生到我，从我到现在团队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我教给你，你教给他，像接力棒一样，这是学问的传承，更是使命的接力！”（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