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起，到1922年止，钱穆先生（字宾四）先后在无锡三兼小学、荡口私立鸿模学校、梅村无锡县立第四高小、后宅镇泰伯第一初小和无锡县立第一高小等学校任教，乡教十年，苦学十年，“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
十年苦学，却未必都是独学而无友。其间他有一个情逾兄弟的好朋友，是松江朱怀天。
话说1916年的暑假之后，时在无锡县立第四高小任教的钱穆因病到校较迟，到后得知校中新聘一教师朱怀天，且与自己同一寝室。朱怀天名允文，字怀天，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钱穆对怀天说：出了校门有两条路，往左的一条，过了小桥，就是市区，在那里可以吃馄饨，饮绍兴酒，佐以花生塘里鱼，同事们上完课后，都喜欢去那里，想来你也已随行多日；往右的一条，通向田野村庄，散步塍间，仰天俯地，畅怀悦目，我历来都是往右边走。你既和我同室，是仍然左行呢，还是改为右行？怀天立刻说：愿改右行。于是两人相视而笑，从此成为好友。每天黄昏前两人一起到校外散步，入夜则先在各自规定的时间内读书，又同在院中小憩，始就寝。钱穆和怀天都担任一个班级的国文课，作文课都是在周末，两人会抓紧把学生作文批改完毕，然后在星期日偕同出游，“或竟日，或半日，择丛林群石间，无人处，亦坐亦卧，畅论无所不至，迄夜方归”。
这一年年假过后，朱怀天回到学校，携带了六七种佛教书籍。不久之前，朱怀天因母亲辞世，心情极为伤痛，他在就读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的老师吴在（字公之）知道后，便亲自为他选定了这些佛书，劝其读之以自我宽解。在县立第四高小的教师休息室里，钱穆和怀天的座位一前一后挨着，怀天带来的这六七种佛书，也被钱穆从其桌上一一取而读之。后来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
朱怀天的这位老师吴在，早年曾留学日本。当时日本有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蒙，进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吴在在日本留学期间，也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后来写了一本《宥言》，用以申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朱怀天任教于县立四高小的第二年年假后，将这本《宥言》带到了学校，并与钱穆共读之。钱穆喜欢吴在的文辞，却对书中的思想观点有不同看法，于是写了《辟宥言》八篇，朱怀天看后又写了《广宥言》八篇；钱穆再写《续辟宥言》八篇，朱怀天又继写《续广宥言》八篇，两人相争不已。虽是相争不已，但钱穆后来说，怀天论学的“本源皆发自内心深处。惟当以一字形容，曰‘爱’，爱国家，爱民族”。
上面提到，钱穆和朱怀天本是一对管鲍情深的挚友，却为了《宥言》一书而反复争执。据《师友杂忆》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两人在田塍间散步，钱穆对怀天说：我们两个人平时都以澹泊宁静自期，近来却为《宥言》一书而争论不休，往日两人一起读书散步的那种消散闲适的意味都没有了。从今晚开始，我们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不再争论，可否？怀天说好。钱穆又说，我们两人现在另辟一个途径，从今天晚上开始，来吟诗互相唱和，怎么样？怀天又说好。钱穆便提出，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就以“林中有火”四字各作四言诗四章，并定下该押什么韵，怀天称大好。
自此以后，两人频频作诗唱和，尝试着作五言、六言、七言，古今律绝等各种诗体；或出题两人同咏，或一人成诗，一人唱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唱和的诗作一天天多了起来。有一天朱怀天对钱穆说：以前人写诗都各自成集，而我们两人的诗可合成一集，现在先来给这诗集命名。于是两人各自想了一些题名，都觉得不惬意，最后是钱穆“忽得一名，告怀天曰，当可径名《二人集》。不仅纪实，亦期我二人能不分彼我，同跻于仁。怀天大惬意，书名遂定”（《师友杂忆》）。
《师友杂忆》中提到的《二人集》，在钱穆和朱怀天的一些别的文字中，又被称作《二人酬唱录》。如钱穆为《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所作的序中说：“怀天性好诗，其日常起居琐节以及意兴议论之所到，往往见诸诗。怀天既与余同事，其日常起居几若形影之不相离，而意兴议论之所到，亦多与余有交关出入焉，故其诗亦以与余唱和者为多，余二人所钞《二人酬唱录》者是也。”而朱怀天也在民国七年（1918年）六月在其日记中记：“钞《二人酬唱录》四小时。”“晨，《酬唱录》钞全，计得诗六十八首，词一首，凡我与宾四日常言行之可录者可记者，要不外是矣。”
如果这本《二人酬唱录》流传至今，应该是研究钱穆与朱怀天交谊乃至钱穆早期生平史迹的重要文献。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本诗集是否还存于人世。可以稍稍弥补遗憾的是，在钱穆编的《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中，有“诗词”一类，共收录朱怀天诗词作品十一题十七首，其中一些作品，从题目便可看出是当年钱、朱两人的唱和之作。如民国七年（1918年）国庆节，朱怀天曾作骚体诗三首，诗前有小序曰：
“贤人君子之植身，固当慎择所处。然遭人重爱与否，当无所容心以应之，否则局促不遑矣。因读唐人元结《菊圃记》，为拓其意如此。适宾四所为《秋感》三章，与结意如相似者，遂为广义而和其辞，与《式微》之赋同旨也。”
这三首骚体诗，分别题为《鸽对》《桂语》《菊报》，据朱怀天在每首诗题后的小注，这三首诗分别是应和钱穆的《闵（悯）鸽》《悼桂》《伤菊》三诗（此三诗即上引朱怀天诗前小序中提及的《秋感》三章）。限于本文的篇幅，下面仅录其中的《鸽对》一首：
“来与子兮偕居，乐一枝兮聊尔娱。朝餐风兮太冥，夕饮露兮玄虚。昔我寄兮作客，今我逝兮言归。或闵余兮前途，将火汤赴蹈而万死为悲。抑知余适来时而适去顺兮，假我以沐浴取暖固甚优。惋有君子畏失身兮，告我远举而栖荒丘。感情重兮五内，叩帝阍兮忏悔。”
细味诗意，此诗借鸽立言，或当有以物喻人之意。“来与子兮偕居，乐一枝兮聊尔娱”说自己很高兴能和钱穆成为同事兼好友；“今我逝兮言归”，应是说怀天已有不久之后将离此而去、另谋他就之意（据《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中的《朱怀天先生事略》所记，当时朱怀天欲辞去县四高小教职而远赴新加坡就职）；针对钱穆对自己未来前途未卜的担忧，怀天则以庄子安时处顺的道理来宽慰好友：“余适来时而适去顺兮”。虽然现在看不到钱穆的原诗，但由朱怀天的这些和诗，我们仍然可以约略想见两人嘤鸣求友、如切如磋的那样一种情景。
其实，在“两人酬唱”之外，还可以加上另一个人，那就是钱穆的兄长钱挚（字声一）。
钱挚和钱穆一样，许多年中，曾经在无锡的多所小学、中学任教。教学之暇，则雅好吟咏。对此，钱穆在后来曾有回忆说：“先兄喜吟咏，曾文正十八家诗钞不离手口，尤喜陆放翁七律。所为诗，几乎全仿放翁。”（《八十忆双亲》）“吾兄声一，教授之暇每好吟咏，兄弟友朋感时伤国，一一皆自肺腑中出。”（《跋吾兄声一诗选》）而本文前面提到的钱穆与朱怀天两人想要作诗唱和，最初就是受到了钱挚“方肆意陆放翁诗，朝夕讽诵，亦常作诗自遣”的启发。
1914年夏，无锡县创办了六所高等小学，其中在梅村的一所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长华澄波邀请钱挚、钱穆兄弟同在该校任教。钱穆后来回忆说：“往者余兄弟同校，有作辄相唱和。”（《跋吾兄声一诗选》）兄弟俩的唱和之作，笔者虽着意搜求，至今却仍只能见到钱挚应和钱穆的数首，如《深秋野兴次韵宾四大弟之作》（见《新无锡》1917年10月6日）：
“晚向西郊望远螺，西风黄叶又蹉跎。钟声野岸僧归寺，人影斜阳农割禾。三迳荒寒新梦境，十年灯火旧书巢。持鳌莫负渊明菊，世昧秋云薄似罗。”
又《秋郊和宾四大弟》（见《新无锡》1917年10月14日）：
“疲马残阳渡，西风无限情。一谷秋水碧，两岸夕枫明。野戌砧声苦，寒沙雁影横。多愁兼病酒，诗意不能平。”
其时朱怀天也在无锡县立第四高小任教。钱挚和钱穆既友于情深，而怀天和钱挚、钱穆之间，也谊若昆仲。钱穆后来在《师友杂忆》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又一年，余又转至后宅镇之泰伯乡第一小学为校长，怀天带领学生作长途旅行，从梅村来后宅，又转至荡口。先兄领其赴余家谒拜先慈。返梅村后来书，言我兄弟怡怡，常愿相随作一弱弟。近又亲到余家，真如回己家也。”
三人间关系亲密，彼此唱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仍然只有钱挚这一方的数首作品，如《六周国庆纪念日次大弟宾四和朱怀天韵》（见《新无锡》1917年10月18日）：
“鄂渚当年据势长，渡江袭汉下潇湘。群情赴义抛头勇，几辈登坛断指伤。弹火轰翻京口月，车骑蹋破石城凉。所甘十万健儿血，为冀民权百世昌。”
“蛇斗郑门妖孽昌，几翻风雨受炎凉。党潮兵祸增新痛，暴骨残骸忆旧伤。箕豆猜嫌垂六稔，阋墙烽火继三湘。回头形胜依然在，黄鹤楼高楚天长。”
诗共两首，前一首回顾了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后一首则感叹民国肇造以迄今，依然是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据本诗诗题则可知，在此诗之前，已有钱穆和朱怀天的同题同韵之作。
民国九年（1920年）八月初三日，朱怀天突因背部生疽而辞世。这对于钱穆来说，简直是感觉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余与怀天三年之生活如水乳之交融，于怀天之人中有我，于我之人中有怀天。盖此二人者，几乎相渗透而为一人矣。怀天死，我之一部之渗透于怀天之人之中者，亦从而死；我犹生，则凡怀天之一部之渗透于我之人之中者，亦犹生也。”（《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序》）悲痛之余，钱穆搜辑朱怀天遗作，编成并刊行了《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以此作为对亡友的永久的、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