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阳 文 |

　　“余自正式获辞新亚职，绝未去过农圃道。……及一九六九年，为新亚二十周年纪念，新任院长沈亦珍来请余自台赴港参加。得晤唐星海，继董之英任新亚董事长，对新亚赞助有力。……余在香港，与彼交往亦甚稔。余辞新亚职，曾拟从事两工作，一为撰写《朱子新学案》。又一则为编一国文自修读本，供国人有志读中国文言古籍者开一门径。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汉学者得径从读中国文言古籍入手。星海闻之，特来语余，极为赞成余之第二计划。嘱写一编辑大纲，彼常赴美国，当为余募款，俾组一编纂机构，以成其事。余之编纂大纲已写成，念《朱子新学案》非余亲手草成不可，至国文自修读本，授意他人，亦可为之。遂将第二计划暂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为新亚策划，盼余尽力助之。余谓，君助新亚，即不啻助余。余可尽力，亦复何惜。”

　　这是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对唐星海的一段回忆。一位是国学大儒，一位是商界领袖，两人在香港因新亚书院而结缘，造就了两位无锡乡贤交谊的一段佳话。

　　唐星海，生于1900年，比钱穆年少5岁，出生于当地著名的工商业者家族。唐星海192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即远渡重洋，负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于1923年返回祖国。回到家乡的唐星海，进入父辈创办的无锡庆丰纺织厂。他在工厂推行当时新兴的“泰罗制”管理办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在无锡近代工业中首开其端。他还大力推进技术革新，全面更新厂里的设备，并扩建第二工场。在唐星海的苦心经营下，庆丰纺织厂产量增加、质量提高、规模日益扩大。庆丰的双鱼吉庆牌棉纱被公认为无锡的标准纱，销路远及东南亚。在抗战期间，他又筹资在上海租界创办了保丰纺织厂。

　　唐星海尽管是个“海归”，但他对国学却情有独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文治（号蔚芝）在无锡创办国学专修学校。唐星海之父唐保谦担任国专的经济董事长，对学校多有资助。1929年，无锡国专建设图书馆，唐星海出资竭力支持。唐星海创办庆丰纺织养成所，培养纺织专门人才，邀请唐文治到所演讲。到了1935年，唐星海更是有意从老夫子学习国学。恰好唐文治的《性理学发微》告成，唐星海欣然出资陆续付印。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无锡国专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唐星海资助在宝界桥畔购地二十余亩，准备建筑新校舍，不久因战事而停止。无锡国专之所以能成为民国时期国学教育的“重镇”，唐星海功不可没。

　　当唐星海在1923年回国之时，钱穆也来到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四年后的1927年，钱穆离开无锡转教于苏州中学。省立三师与无锡国专仅一河之隔。在离开三师前，钱穆晋谒了唐文治。临行之际，唐老夫子还把两大包著作赠送给了钱穆。

　　那时的钱穆，还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尚未暴得大名，而唐星海已俨然是无锡工商界的“新星”。对于唐氏父子的慷慨助学之举，钱穆一定有所听闻。数十年后，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两次提到了唐氏资助无锡国专之事：“当时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又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无锡，作终老计。”“（唐星海）其父曾邀唐蔚芝来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并赠一住宅。”

　　相较于唐星海的留学身份，钱穆的从学经历可谓坎坷，最高学历也只是中学肄业。在经历十年的乡村教育生涯之后，钱穆由顾颉刚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此后又辗转任教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东华侨大学等学校。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在资金方面可谓捉襟见肘。钱穆就曾回忆：“新亚初开办时，只有四个人，每人拿出二百元，合八百元来创办此学校。”当时来自上海的商人王岳峰，极为热心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十分欣赏钱穆艰苦办学的事迹与精神。他出资“顶”（长期租借）下了九龙深水埗桂林街的三楹新楼的两层作为校舍。不过，在支付两个月的运行费用后，王岳峰就因企业遭受致命打击而无力继续。此后，面对“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环境，钱穆与他的同事们几经曲折，教化良人，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局面，赢得了多方的支持。

　　正是在迁入桂林街校舍之后，书院定名为“新亚”。也正是在此时，书院成立了董事会，由赵冰担任董事长。赵冰，广东新会人，是钱穆在广东华侨大学时的同事。钱穆初到香港，一度寄居于他家。赵冰为执业大律师，兼在新亚任课，为书院的发展鞠躬尽瘁，出力至多。钱穆《师友杂忆》记云：“赵冰为香港大律师，尤受港人重视。香港律师职务名利兼高，唯大律师占极少数，业务亦冷落。香港除英国法律外，亦兼行大清律例。赵冰于此方面，乃一人独擅。然登其门者，如夫妇父子等涉讼，赵冰必先晓以大义，详述中国伦常大道，劝其自为和解。或竟面斥，不啻如一番教诲，使来者难受。余常亲往其事务所，赵冰每一人寂居，携便当充午餐，门可罗雀。得其允为辩护者，数十案中难得一案。故虽为香港政府所重视，而其家境清寒，不仅为律师业务中所少有，亦知识分子中所稀见也。故新亚董事会亦先与学校有谅解，专为学校法律上之保护人，而绝不负学校经济方面之责任。”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当时各成员书院之教学及行政均为独立，大学仅负责统筹与全校有关的行政事宜。由于办学理念发生牴牾，钱穆在1964年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一职。赵冰也于当年11月病逝，新亚董事长由苏州籍旅港实业家董之英继任。

　　当钱穆1949年来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之时，唐星海已于前一年来到香港创办南海纺织厂。

　　1948年下半年，唐星海抽调庆丰纺织厂部分资金，并将该厂原订购的纱锭、布机运到香港，在九龙荃湾集资创办了南海纱厂。据新亚书院第四任院长梅贻宝记：“香港素来主要业务，限于转口运输。唐氏迁来的纺织厂，可以说是香港工业化的开端。”他沿袭了当年在无锡时的做法，在厂内创办了高等技术学院，南海纱厂因而成为香港纺织业的培训基地。从1957年到1965年，有80多位工程师在此毕业，他们大多数人后来成为香港以及香港在海外投资企业的部门主管、总工程师或工厂经理。至1970年，南海纺织厂月产棉纱240万磅、棉布410万码，总资产达8400万港币，成为当时香港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棉纺织企业之一。此外，唐星海还创办了香港美丰实业公司，自任董事长，同时担任香港电话公司和无线电视广播董事，成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

　　唐星海一贯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热心公益事业。除了担任新亚书院董事长以外，他还创办了南海中学，捐款给香港苏浙中学扩建校舍，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1969年，被任命为香港理工学院筹委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香港纺织界为理工学院捐建了纺织品实验大楼。1970年他又捐资300万港币，为香港中文大学建造图书馆。他又以父亲名义在香港设立“滋文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捐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礼堂，捐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取名“唐楼”。同时以父亲名义在九龙捐资建立港安医院，方便居民就近就医。为救济社会劳苦大众，他又积极倡导和资助成立香港社会公共基金会。

　　唐星海是在1969年担任新亚书院董事长的。在他上任之时，新亚书院正计划与美国雅礼协会共同出资建设职员宿舍楼“会友轩”。唐星海有意扩建面积，特地与时任院长梅贻宝商议，并授权梅氏在美讲学期间“放手去谈商”。结果，唐星海在1971年6月在港去世。当时，梅贻宝正在美国纽约大学讲学，准备第二天与雅礼协会商谈。美国雅礼协会原计划遵从唐氏建议，出资一半扩建“会友轩”，结果扩建之事因唐氏的去世而无奈搁浅。

　　梅贻宝听闻唐星海去世的消息后，当时的感觉自称可以用“晴天霹雳”来形容。唐星海担任新亚董事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梅贻宝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写道：“晚年他允任新亚书院董事长，他对新亚确有一番抱负。可惜天不假年，新亚并未获唐氏大量的泽惠。在他，这是宏图未展；在新亚，是失掉了雄厚的靠山。”

　　此时的钱穆虽然已经离开了新亚书院，但对书院念兹在兹。对于唐星海的去世，钱穆也十分痛心，称：“余不克亲赴其丧，亦人生一大憾事也。”两人因新亚书院而缔结的一段缘分，必将铭记于新亚书院的校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