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永跃 文 |

　　编者按

　　本月底，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又将在无锡隆重举办。为充分挖掘江南地区的文化、文蕴、文脉，提升江南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本报人文周刊从本期开始，特辟“江南文脉”专版，以襄论坛之盛，以彰江南之胜。

　　在中国近四百年以来的学术史进程中，承前启后涤荡乾坤的先声，应当首推晚明东林学派。顾宪成岳岳之概，高攀龙从容就义，黄尊素慷慨赴难，吴钟峦举火而卒，华允成、陈龙正绝粒而死，真可谓真钢百炼，舍生取义。顾炎武终身不仕，王夫之栖伏林谷，东林之嗣响遍及江南，延及华夏。东林余韵历久不息，其“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志，遂为一辈士子之心志。

　　学者不可无宗主。东林学派，肇始于吴越故地太湖之畔的江苏无锡。而东林书院造端于北宋杨时，其时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间由京洛南旋，侨寓讲学之时创立。然而杨时书院取“东林”二字立意何在，寓意为何？今考之典籍，始略窥一二。

　　寺院与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经籍、征集遗书、辩明词章，以备顾问应对。较之唐代书院不同，宋朝书院始从寺院衍生。宋开国之前，国家并无正式的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读书人大半来到佛寺、道院。浸透着五代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读书人，为躲避不歇的战乱与企求长生之术，在寺庙里修性见学，讲学悟道。宋朝一代理学大儒胡瑗、孙复、范仲淹等先期皆在寺院修炼。范仲淹读书之地，在山东长白山醴泉寺，胡瑗、孙复则在泰山的普照寺。

　　“宋初的学者，还都在寺庙中借读。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而有名的四大书院，即在其时萌芽。庐山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归德应天府书院，多即在山林创建，其掌书院多称‘山长’。亦模仿寺庙规制也。又有衡州石鼓书院，为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设。故后人有数石鼓而不及嵩阳者之说。从私人的聚徒讲学，渐渐变成书院，在五代之际，其时戚同文通《五经》，以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其筑室聚徒数百余人。后祥符时，有曹诚者，将其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卷，愿以学人入官，其后遂为应天书院。晏殊为应天府，以书院为府学，延范仲淹掌教。”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人才之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于行之？”宋朝书院渐渐变成国家培养人才的正式学校，一般读书人获得任用，平民的力量进入政府才真的水到渠成。

　　“范仲淹主苏州，招胡瑗主苏学。胡在苏、湖讲学二十余年； 皇祐末（公元1049年），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勾太学。宋太学章程，即依胡氏苏、湖讲学成规。庆历以后，州郡相继兴学。书院亦由朝廷赐额、赐书、拨田、派山长主教，其性质与稍后学校相同。要之宋代学校教育，乃由书院之私家讲学开其端。”（钱穆《国史大纲》）上有学术，下有民俗，社会文明前进之动力由此生成。

　　东林与西林

　　东林书院早先名为龟山书院，取自杨时先生之号。史载，杨时先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得进士，调官不赴，以师礼见程颢明道先生于颖昌（今河南许昌境）。明道先生喜甚，每言会得最容易。其归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没，又见伊川（程颐）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杨时）与游定夫（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这就是“程门立雪”的典故。东林书院始以杨时先生名号称之为龟山书院，后又以先师“吾道南矣”之嘱又谓道南之祠，后又定名东林书院。东林称谓本由西林而生出，而“东林”两字又与佛教净宗之祖慧远大师息息相关。

　　庐山西林于山北之麓，因地而取。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6年）由太府卿陶范创建西林寺。苏东坡先生名诗《题西林壁》即在此处。西林催生东林是为晋代。“晋高僧释慧远年二十一，曾先赴太行山恒山闻听沙门释道安讲《波若经》，豁然开悟，便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缺，而昆弟恪守，始终不懈。有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而喜曰：‘道士诚知人矣。’（慧）远藉解于前因，发胜心旷劫，故能神明英越，机鉴遐深。安公常叹曰：‘使道流东国，其在（慧）远乎！’”慧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

　　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 苻丕寇犯襄阳，“释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慧）远不蒙一言，（慧）远乃跪曰：‘独元训勖，惧非人例。’（释道）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慧）远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欲往罗浮山，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本远，（慧）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其后少时浔阳亢旱，（慧）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时有沙门慧永，居西林，与（慧）远同门旧好，遂要（慧）远同止。永谓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偏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寺。”（释慧胶著《高僧传》）

　　慧远大师入庐山，创寺院，凿池种莲，结社念佛，共修净业。而百年之后，程颢先生对南归杨时言：“吾道南矣！”事后确如明道先生所期，史载“龟山（杨时）往来毗陵（今常州）、梁溪（今无锡）间，讲学于东林者十有八年。于是有豫章（今江西南昌）罗氏（罗从彦）、延平（今福建南平）李氏（李侗），传至考亭（福建建阳）夫子（朱熹），遂集群儒之大成，为万世理学宗主。”继洛学以开闽学即由东林始。而后至明末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所宗《白鹿洞书院》院规中：“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东林书院志》）此亦由慧远大师所创的“十方丛林”制度转手而来。

　　正意与歧解

　　书院之由既明，东林之名既清，然杨时先生于书院取名东林之意究之为何？

　　明清以降，于东林书院之解有二：一曰东林为城东地名，书院因地得名，然无以史料佐证，难以为凭。二曰无锡有东林庵，书院因庵得名。亦有人作《两东林辨》，大意为龟山讲诵在东林禅院右偏，是为保安寺之下院。但此说为明清之后，即元朝至正年间僧人秋潭于东林书院左偏建禅院名东林庵。又有人于城南曾建“东林精舍”，书院因此得名，而此在杨时建东林书院后，为讹误。三者是书院之名是因杨时先生曾游庐山东林寺，素爱庐山之胜，并作《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以无锡东林书院之景似庐山东林故而取之。然余以为前者为非，后者为表，亦难以服人。

　　旅美学者沈映东先生在其所著《东林道上》中称，“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辛卯三月四日，杨时从任萧山县行抵毗陵（今常州），住乌巢巷。同月十二日，杨时访视城廂东偶的‘城东书院’。留数日后，转抵无锡”，购得东门内七箭河畔一座旧屋， 即今东林书院部分旧址，开办学馆，原名“东林精舍”，后因士人增多，扩大规模，改名“东林书院”。而沈先生考证：“是年五月间，杨时招长婿陈渊到锡（陈渊，字知默，初名渐，字几叟，宋理学家。黄宗羲著《宋元学案》有《默堂学案》——引者注），商量学馆取名。今福建将乐学者周佛胜指出“在乎陈渊向岳丈的建议”，“杨时为取名，正目视其婿；陈渊当即以岳父大人惯唱一己《东林道上闲步》诗之‘东林’二字进言。杨时频频颔首，命名‘东林’”。

　　笔者以为，杨时先生之所以取书院名为东林，实欲以净宗初祖慧远大师般，在南方弘扬儒学，将洛学南渡，发扬光大。为证余之上述推断，特以杨时《东林道上闲步》三首以证。

　　其一：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

　　诗文首两句所述之莲塘，即为东林寺前慧远大师凿池种莲之塘，溪则为虎溪。而当杨时落足之时，时间已过去七百年，青山依旧，物是人非。后两句则是先生比兴向慧远大师问林间（人间）之道，所剩得之回答是无尽松声（以松比众人，儒家历来有学于众人成为贤人之说）。

　　其二：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

　　诗文前两句为感叹时间易逝的同时，尤崇敬慧远大师牢记师嘱筚路蓝缕，将东林寺创为南方佛教中心之恒心毅力。后两句则为回首晋代五胡十六国纷纷竟扰，早已茫然无存，真正所留下者，是慧远大师于东林祖庭中弘扬佛法传经布道的高风亮节。第四句虎溪、白莲均为慧远大师生前之迹，大师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白莲则是寺前植莲之池。

　　其三：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间，一炷炉峰顶上浮。

　　前两句亦为对慧远大师之赞颂，后两句则是杨时感叹慧远大师虽去，方丈室内已空，但其所创建东林寺及慧远大师的英名与行谊却如庐山中一座山峰超然屹立于群山峻岭之上。

　　杨时与陈渊，是讲友与翁婿，陈渊亦游历庐山，且深知对庐山文化产生之巨大影响者，是慧远大师建寺讲学，使净宗信仰遍及四方。其对岳丈书院取名“东林”的进言，意正于此。而杨时先生纳许，可谓意气相通。

　　诗以言志，杨时《东林道上闲步》三首诗，句句仰慕先贤，志以传道。故其为书院立名“东林”实为言志，此志即是愿如净宗初祖慧远大师般，把程颢所教之学问在南方广撒勤播，种下生果。斗转星移，今日国人再兴传统文化热情之际，东林书院之内讲学又蔚然成风，可谓当年杨时洛学南渡之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