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灵魂，“文化地标”则是这个灵魂的可视符号。它可能是一幢标志性的建筑，也可能是无数人口中相传的一个话题。

　　本报特邀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各自专长的角度，阐述他们心目中承载着“江南”DNA的标志性符号。

　　郁有满 （无锡市方志年鉴学会会长，《无锡市志1986—2005》副主编）：

　　泰伯庙、东林书院和工商文化

　　江南文脉是一个泛化的议题，涵义广而大；也是一个容易异化的议题，各地区的差异很容易造成认识差异。像有一种观点认为江南经济成就江南文化，赞同的人多，反对的人也不少。

　　讨论江南文脉，正是因为有“脉”才有传承，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特征，古今差异很大，很难用一个特征、一个地标、一个标识去涵盖。

　　就文化地标而言，吴文化无疑是无锡地区，乃至吴地最有特色的文化。吴文化地标以梅村的牌坊、泰伯庙以及鸿山的泰伯广场为表象，这些是古吴文化。至宋代，东林书院、县学（学宫）的出现，文教之风使民风为之一变，亦为历史的转折点，东林书院、学宫可以作为中古时代的地标。而能够反映近现代吴文化或江南文脉传承、发展的，无疑是工商文化。吴地工商经济发达是最有力的证明，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传承中的人文精神，是以荣氏为代表的工商文化思想与精神。因此，我觉得荣巷的荣氏故里牌坊、荣毅仁纪念馆、梅园等荣氏纪念地可以作为文化地标。荣氏企业是无锡工商业发达的顶峰，荣氏是近代以来工商界的代表。其代表的文化精神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今天要振兴中华，要民族复兴，需要传承吴文化精神，更需要传承以荣氏为代表的工商文化精神。

　　总之，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江南文化，既有传承性，又有时代性，继承发展永远是必须的。

　　史应勇 （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说江南，离不开“水”与“佛”

　　在我这个研读“中国文化史”出身的人文研究者看来，狭义的“江南”（这里所讨论的狭义“江南”，主要指的是江左地区）有两个文化地标最引人注目，一是水，一是佛。

　　尽人皆知“江南水乡”的概念。有了水便有了灵气，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理。历史上数次“南渡”，带来的基本是精英文化，于是这里的文化，明显呈现精英文化的影响力颇为广泛深远的特色，与有些区域俚俗文化影响力较为广泛和深远的特色有很大的不同，学术、戏曲、语言等领域，均如此。现代社会对效率和速度的追求，江南水乡河浜遍地、港汊纵横的风貌已有被遮蔽的倾向，这或许会直接影响江南的文化风貌变化。

　　江南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地标是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载体就在这块土地上。虽然北朝也曾经是一块佛教盛行的土地，但由于北方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佛教文化传承的稳定性自不及江南。

　　我这个念旧的文化人，深望江南这两个文化地标能够持久保存。而宗教的存在和播布，无论从社会治理、安定人心的“外王”角度，还是从追寻人类精神家园的“内圣”角度，都有存在的价值。

　　马俊亚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化地标”需有内涵承载记忆

　　现在全国各地多在致力于文化建设，这是令人可喜的盛世之兆。江苏作为人文大省，成就斐然。像南京的古城墙、总统府、中山陵文化带，以至城区的梧桐树，无不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深厚历史积淀；苏州的古代园林，乃至整个老城区的保护反映了江南水乡城市的风貌，留住了几代人的乡愁；徐州对城乡各地汉文化的保护，使汉民族了解到自己的根之所系；淮安的高家堰和古运河工程，则令人叹服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连云港的将军岩等遗址，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祖先东夷民族的文化内涵。

　　文化地标不仅体现在保护，当然还有建设。我认为无锡的灵山文化区是成功的范例。东汉时，以彭城为中心的苏北是中国佛教始兴之地。三国以后，江南成为佛教最隆盛之区，影响之大，虽帝王也苦学佛法。灵山大佛的建设，表面上看，是新建的一个景点而已，但其背后却衔接了江南民众的精神信仰、承载着非常悠远的历史记忆。

　　然而，各地文化地标建设的败笔也实在太多，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及某些人的自利。有些地区有文化必须要建设，没文化就乱编文化来建设。一旦获得建设经费，主事者的想法是设法在规定时间把钱花掉，而不是考虑文化地标建设的内涵与意义，加上一些无良学者算计自身利益远胜思考文化，一部分所谓的“文化地标”更像是“文盲地标”“胡花（钱）地标”也就不足为怪了。

　　（记者 汪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