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家彬 文 |
宗族祠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相比华南宗祠的豪华，安徽宗祠的轩敞，惠山祠堂群的特色是人文。无锡多书香门第，南师大江庆柏教授称之为文化家族，惠山祠堂群各氏族的祀主，多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最多的是理学家，祠堂群的形成与理学有历史渊源。
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由于以“天理”为本体和至善，所以称为理学；又称道学、宋学，冯友兰先生始称“新儒学”。宋明理学最突出贡献是“释经卫道”：一是以“义理心性”表述儒学的宇宙观和人性论，抵制佛教“色空”观，扭转了“儒门淡泊，尽归释氏”的风气，卫护了儒学的主体地位；二是朱熹《四书集注》，用理学原理重新诠释四书经典，使之成为普及教材。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次转型，其社会学价值在于限止世袭特权，提升士庶阶层地位，开通了士子“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虽然科举制度后期走火入魔被人多所诟病，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社会公平，体现了普通士子的诉求。惠山祠堂群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统治者以理学治国，用理学整饬、收拢人心，理学的信仰、价值准则、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影响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理学注重履践和教化，“天理”如何落地，惠山祠堂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体现理学“敬天法祖”信仰
祠堂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体现儒家信仰，也随儒学的发展而发展。古礼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地，通过“祭天”强化身份地位等级，建立政治秩序，强调的是宗法之“礼”；朱熹礼学从“本体”阐明信仰体系与“礼”的关系，“礼即理也”，强调的是“心性”之“理”。朱熹主张“配天以祖”，把尊祖纳入敬天范畴，通过敬天尊祖“知天命”，明人表述为“敬天法祖”。明末乾清宫匾是“敬天法祖”。《康熙遗训》说：“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
从“祭天”到“敬天”，取决于对“天”的不同认识。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天时顺逆决定一年收成的丰歉，古人对“天”的自然神性充满敬畏。儒家用“天命”“天道”“天理”“天人合一”等多种学说表述“天”，朱熹把威权之“天”改造成讲道理的“天”：“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朱子语类》卷二五）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虽皇帝也只是“奉天承运”；“天”是无所不在的，“人在做，天在看”；“天”又是神秘莫测的，“天不言”，以灾祸宣示惩诫。古代中国，“天”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六经中“上帝”与天是同义语，孔子有时也用“上帝”来代表天。
“法祖”，即效法先人，这又涉及另一个概念“孝”。儒家“以孝治天下”有双重社会学含义，一是“入则孝、出则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二是敬畏历史。不同于外国的宗教治国，中国是人文治国，以历史的经验或教训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最大的孝是“继志述事”，孔子称之为“达孝”：“武王、周公，其达孝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
“敬天法祖”概括了儒家信仰。敬天，是因为“天”有自然神性；法祖，则是为了“继志述事”。惠山祠堂群申遗，要向老外说明祭祖法祖不是“偶像崇拜”：祭祀的仪式庄严肃穆，峨冠博带，敛声屏气，“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但不等于求神问卜，孔夫子有明训：“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祭祖只是保留了祭祀庄重的仪式感，实质内容是追思先人，继承遗志。追思先人，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有普遍性；“敬天法祖”则是古代中国突出的信仰和治理方式，这是一种值得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
理学祭祀制度变革的产物
祭祀是儒家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吉、凶、宾、军、嘉五类礼制，祭祀居吉礼之首。古代只有天子有祀天祭地和祭太祖的权利；宋代及以前，只有三品官以上可以建立家庙，且只允许祭祀高、曾、祖、祢四世；四品以下不设家庙，“庶人无庙，祭于其寝”。人皆有祖先，平民不能祭始祖，这不合孝道，理学家提议改革祭祀制度，以立庙修谱“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张载《经学理窟》）。朱熹主张放宽对民间祭祖的限制，通过祭祖“崇化导民”，教忠教孝。朱熹《家礼》，避开“家庙”称“祠堂”，官员不分等级统称“君子”，提议“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明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得到明世宗肯定，“诏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并允（默）许民间联宗立庙。
民间祠堂有两种，一种是宗族祠堂，在安徽等地农村，宗祠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组成部分，“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皇权与族权结合，宗祠有部分行政权和准司法权。一种是联宗祠堂，同姓族人“敦宗睦族”，宗法特征减退，人文因素增加。宗族祠堂修族谱用“小宗之法”，自宗子上溯五世为始祖。联宗祠堂修族谱用“大宗之法”，合族认同祖宗中的某位历史文化名人为始祖。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当时无锡纂修族谱多采用“大宗之法”。
联宗修谱改变了原有宗族的性质，也改变了社会治理结构。首先，族长不再是直系血亲的宗子，而是由族人公推社会影响力大的宗亲，有点类似现代社会组织的“议长”；其次，祀主往往不是该族的始迁祖，而是公认的祖宗中的某位贤达，联宗修谱演化成氏族的文化寻根运动；再次，基层治理组织发生变化，通过联宗把士大夫和士子组织起来，族长以“崇德报功”为号召，用理学道德伦理、“族训”“乡约”教化族人，通过设义田、义仓、义塾等调节族内贫富差距。政府支持联宗组织，发挥“缙绅”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除了“报可”（审批）之外，还给予义田免税赋优惠，族长有参与地方政事的话语权。
明代嘉万以后，无锡民间祠堂多数属于联宗组织，祭祀祖宗中的历史名人，仿照《吕氏乡约》《朱子家训》，制订本族的族训族规，建立义庄义学。祠堂成群反映绅士地位的提高，“士绅”“商绅”共同进入“缙绅”行列，为民国初年无锡“地方自治”打下了基础。
主祀从祀的著名理学家
自北宋杨时讲学，无锡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宋室南迁，无锡成了读书人的期许之地。明代无锡一度是宋明理学的学术中心。清初康熙重用理学名臣，旌表理学先贤。无锡金匮两县疏理既存祠堂，通过奉旨、奉帑（拨款）、奉檄（部省批准）、编祭等不同方式，引导48所祠堂修缮或新建（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十二<祠祀>），祀主的遴选首选大儒，学术标准超越了传统的“德、爵、功”标准。多种原因使惠山祠堂群形成理学特色，北宋理学先驱、北宋理学“五子”、“濂洛关闽”四学派创始人，南宋理学“朱学”“心学”“气学”“实学”四个流派代表人物，“东南三贤”几乎全被“请”来成为各祠堂祀主或从祀：
北宋理学先驱：范仲淹（范文正公祠），创“高平学派”，识拔胡缓、孙复、石介理学“三先生”；胡瑗（胡文昭公祠），世称安定先生。“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宋理学“五子”：“濂学”创始人周敦颐（濂溪周夫子祠）；“关学”创始人张载（张明公祠）；“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无锡是洛学南传第一站，杨时（鸿山杨氏始祖）是二程的弟子，邹浩（邹忠公祠）、尤袤（尤文简公祠）则是二程的再传弟子，蒋重珍（蒋氏宗祠）是三传弟子；邵雍（邵宝先祖），以易理建立集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象数体系，提出“心是太极”的宇宙观。司马光（司马温公祠），其《资治通鉴》“以史明理”，朱熹把司马光与北宋理学五子并列，故又有六先生一说。司马光朔学与苏轼蜀学、二程洛学鼎足而三，苏轼（苏祠）也是重要的理学家，其哲学成就被文学淹没了（钱穆《宋明理学概述》）。
南宋理学四个流派：“朱学”，朱熹（徽国公祠），又是“闽学”的创始人。“心学”，陆九渊（陆宣公祠从祀）。“气学”，吕大钧，张载的弟子。“实学”，吕祖谦（吕东莱先生祠），“浙东实学”创始人；陈亮（陈文范公祠从祀？），“浙东实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叶司空祠从祀？），“浙东实学”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吕祖谦、张栻并称南宋理学“东南三贤”，张栻（张文贞公祠从祀），洛学南传的另一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
与惠山祠堂群有关的著名理学家还有：宋儒刘子翚（刘氏家祠），朱熹义父兼老师，培育朱熹成才，义行入明成祖《为善阴隲书》；邵宝（邵文庄公祠），其《学史》《简端录》发东林讲学先声；唐顺之（唐襄文公祠），其学说体现了中晚明儒学向经世实学转型；陆世仪、陆陇其，清初并称“二陆”，入祀陆宣公祠；高世泰、高愈，清初并称“二高”，分别有无锡学派和锡山学派，高世泰继东林讲学三十年，识拔王夫之，清大学士熊赐履出其门下，熊后成康熙帝师。
惠山祠堂群的现代价值在于文化寻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理学文化精华，扬弃其糟粕，唤起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