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梓 文 |

　　“走上一小段石子路，在小巷尽头，那粉墙黛瓦的院落，便是青石弄五号”——这是别人的话，作者记不住了。记得当时查资料一碰上，就喜欢上了。

　　青石弄五号，是叶圣陶的故居。

　　其实，这个故居不是叶圣陶的祖上留下来的，而是他用1935年的儿童文学集《稻草人》的版税买下来的。1930年，他在上海的开明书店主办着一份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中学生》杂志。他一边工作，一边留在苏州青石弄写作，往返于苏沪之间。据说，他本想长居于此，可是，抗战爆发了，他就举家迁往四川。临走之前，叶圣陶将这处房子交给朋友照看，后来朋友又将房子转手，几十年中，此处陆陆续续搬进几户人家。

　　远别青石弄五号的叶圣陶，在四川也一直牵念着这院老房子，这从他的《四川通信》里能看出的。

　　他在给夏的一封信里写道：

　　丏翁：

　　青石弄小屋存毁无殊，芳春未挽，惟有永别。遥想梅枝，应有红萼。曩昔曾想，此树此屋不知毁于谁手，亦不知何时与别。今乃如此，实非初料也。（渝沪通信第五号）

　　可见，当时园中有一株红梅。

　　他在另一封给王伯祥、徐调孚的信中说：

　　伯翁、调孚兄同鉴：

　　苏州消息得二兄两信示知，可谓已得大概。青石弄房屋尚在，自是可慰。有人愿意去住最好，但此事亦不便勉强。至于弟自己，回乡之想已颇渺茫，照现在情形，或许要做“迁蜀第一始祖”也未可知。（渝沪通信第五号）

　　当时园中人去屋空，无人住居。

　　他在给夏的另一封信里说：

　　丏翁：

　　前数日曾买大把海棠插于瓦瓶，因而颇忆苏州之一树海棠，不知今年花事何如。（渝沪通信第十号）

　　梅树以外，还有一株海棠。

　　青石弄的消息，一直在还往的信件中出现。

　　在《渝沪通信第十七号》里，他给伯翁说，“韩溢如近有信来，他也曾往青石弄看过，言一猫一狗俱尚在。”看来，最早，是养着一猫一狗的，可惜没能带到四川去。而他在后来的《嘉沪通信第五号》里可知，有一个原先的佣人陈妈，继续照看着房子，同时养育着猫狗和梅棠。再后来，青石弄的房子，渐渐出现了麻烦——被一户姓朱的人家不占而占了，于是猫狗星散，陈妈离开，梅棠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好在他本人心胸还宽广：“既不能回去，就让朱姓住住也好。”（《嘉沪通信第二十号》）。

　　现在的叶宅，已是《苏州杂志》的办公所在地了。

　　据苏州的朋友讲，1984年底，叶圣陶主动提出要把这处住宅捐给国家时，最大的心愿是想让全国各地的作家来苏州体验生活时有一个适宜的地方住住，能享受到免费招待的便利。可能是此事不好操作吧，后来，1988年冬天《苏州杂志》创刊，就由当地文联出面迁出了在青石弄5号居住的五户人家，将此房舍整齐端庄，园子花木扶疏的院子，变成了办公地点。不过，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老宅子，一个是具有当代意识、地域特色、格调高雅的文化杂志，既相映成趣，也还算一脉相承。

　　我在最近收到的一册《苏州杂志》上，看到了它的介绍，嵌在征稿启事里：“这座占地七分的石库门院落，一半是庭院，一半是中西式平房。院中紫藤悬垂，小径逶迤。花石围绕草坪，绿树掩映长廊，有如小型园林。苏州杂志社就设在这里”。

　　在这样的地方上班，真好。陶文瑜就在这里上班、写诗、画画。2010年，他赐我一幅画，画的就是青石弄五号。但不是安静整洁的院子，不是粉墙黛瓦，是一朵荷花，荷下是两尾小鱼，轻轻游动，让画面一下子活泼起来了。而且，我对青石弄五号的深究也缘于此画——于我，陶文瑜老师的赠画是青石弄的源头了。陶文瑜在画的题款里说，“之前，青石弄五号的荷花是种在缸里的，修复以后，于院中开出池塘，荷花有了居有定所之感”。也许，这是鲜为人知的事，但也是叶圣陶故居的一部分，往大里说，这是记忆的一部分——虽然是记忆的，但荷叶田田的江南之气已经扑面而来了。

　　2013年的春天，我去苏州拜访陶文瑜。彼时，我还在杭州谋生。在十全街的老苏州门口，他接上我，带我去杂志社。进大门时，他说：“你运气好哉，玉兰花开得正艳。”他用苏州话说毕，可能意识到我听不懂，就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我抬头一看，两树玉兰花开得真艳。一朵一朵的花，白似雪，像固定下来的雪团，迎风而立——风，是江南温婉的春风，所以，立，也就是亭亭玉立的立。天空里飘着小雨点，让玉兰花洁净得有了脱俗之感。进屋——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套间，门口没有主编副主编之类的牌子，可见主人之低调、内敛。

　　落座，他忙着沏茶。

　　环视房间，有点乱。大抵，文人的办公室或者书房都是这样的吧。进门右侧的沙发上，摆放着几幅他新写的字画，茶几上有一摞新出的《苏州杂志》，2013年的第1期，旁边是一茶盘，茶盘上的紫砂壶，盖是打开的。办公桌上，一台台式电脑的一侧横着两只音箱，像是两只大耳朵，电脑周围是些散乱的书籍、碧螺春的茶盒，立于其左的书柜是典型的办公室的那种，里面的书多以苏州史地为主。往里走，就是里间了，一张大的书案占去了大半部分，这大抵是他写字画画的地方。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摞一摞的书。

　　茶泡好了。且饮，且聊。

　　苏州的园林、小巷、南北文化的差异、日常家务、身体健康，或雅或俗的话题一一谈开了。其实，于我，这是一次迟到的拜访。我刚南迁杭州，就一直思忖着去苏州看望陶老师，然而每次苏州之行总是行色匆匆。这一次，是听苏州日报的高琪说，陶老师身体欠佳，就狠下心专程跑来了。

　　他起身，说：送你几本书吧。

　　说毕，回到里间，去找书。然后伏在案前认真地给我签了三本，分别是《太湖记》《九十五首诗》《太湖十记》。

　　有人敲门，是约好的高琪来了。

　　又有人敲门，是相城区文化局的一位文学青年来了。

　　一起去“老苏州”吃饭。坐下来，才知道这家店原本是苏州杂志社的，陆文夫当年做主编时创建的。陶老师点了一桌子的苏州菜，还没吃毕，他的司机来了，他要去医院。他的身体不好，我不该来打扰，抱歉啊抱歉。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又一晃，天妒英才，他离开了人世。听闻此讯，我难过了一个下午。翻腾书柜，发现我有一本写茶的拙著，都签好名了，也没给他送出去。还发现有一张旧报纸——2015年6月1日的《萧山日报》，我编发了一个整版他的散文，计有《大饼店》《代写书信》《馄饨担》《小学五年级》等数篇散文。

　　现在，它们都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仿佛陶老师在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