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兮 文｜

　　今年，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茂新面粉厂120周年，也是他们投身近代工业120周年。谨作此文以示纪念，并向近代实业先驱致敬。

　　120年前的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决定在家乡无锡创办一家近代机器面粉工厂。此时，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就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8月，荣德生从广东返回家乡无锡。当时，广州与北方之间的交通多走水路，从香港乘船至上海，再转道无锡。可是，受北方战事影响，北上的航船稀少，荣德生在香港滞留了5天，每天去尖沙咀码头询问船期。码头上一片雪白，这是外国公司在尖沙咀向中国内地大量转运面粉时落下的粉屑。荣德生的胸襟顿然大开：“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

　　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第二年农历二月初八，面粉厂在太保墩破土动工。

　　当年保兴面粉厂的建成开工是一个奇迹。120年前的中国，依旧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其实并不具备建成一个大机器工厂的条件。大机器工厂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较高阶段才有的事物；前提是相应的资本、产品、劳动力市场必须充分发育、基本成熟。而20世纪初的中国，根本上难以提供这种商品经济水平和生产社会条件。在那个时代，荣氏兄弟面临集资困难、国家对企业保护不足、社会风气保守和人们行为方式落后等等的诸多挑战。很快，地方绅士状告荣家的面粉厂破坏风水，更有人造谣生事，称机制面粉有毒、吃了不消化等。此时，合伙人也打起了退堂鼓，但已将全部希望押在面粉厂上的两兄弟不愿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咬紧牙关筹资增股，并将面粉厂更名为“茂新”。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06年，由于气候因素，小麦产区普遍歉收，而且外国面粉大量涌入中国，茂新面粉厂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荣氏兄弟靠无锡的房产作保，才顺利续命，避免了濒临破产的结局。

　　渡过了难关之后，荣氏兄弟开始专注于实业，大胆举债添置机器，以提升面粉质量，开拓销售渠道。茂新面粉厂在1910年日均生产2500包面粉，生产规模扩大三倍，产品销路转好，终于“起死回生”。

　　就在这时，迎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忙于战争，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需要从亚洲地区购粮，中国由进口面粉转为输出面粉。荣氏家族抓住了难得的机会，迅速扩张生产能力。仅1914年一年，茂新面粉厂的面粉日产量就从2500包增加到5000包，整整翻了一番。同时，荣氏面粉也有了一个响亮的注册商标——“兵船”。

　　茂新面粉厂是无锡历史上继杨家业勤纱厂之后的第二家近代企业，也是全国第五家民族面粉工厂。17亩地皮，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但这个小厂的诞生标志着荣氏兄弟投身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工商巨子”地位的基础。

　　茂新面粉厂站稳脚跟之后，荣氏兄弟开始了血脉偾张的扩张。荣氏兄弟十四五岁就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后又在父亲带领下在上海开办起广生钱庄，因此有着当时一般企业经营者所不具备的金融意识和资本经营手段。短短数年之间，他们或租办、收买、兼并，或“欠入、赚下、还钱”，或利用盈利滚动投资，在无锡和济南两地又建起了三家茂新面粉厂。接着，他们又同时将面粉工业的“触角”延伸出了无锡，在上海先后合资办起了多家福新面粉工厂，又沿江而上，远赴汉口办厂。这样，福新与茂新系列面粉厂共同构成了荣家面粉产业的支柱。“其扩充之速，为任何厂所不及”，这样的扩张，可谓百转千回，令人叹为观止。到1921年，荣家拥有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共12个面粉厂。“兵船”，成为响当当的面粉工业民族品牌。1920年，“兵船”面粉被上海面粉交易定为标准粉，1926年，又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乙等荣誉奖章，更是享誉海外。

　　荣氏家族“既管吃，又管穿”，不光投资“食”，还投资“衣”。在面粉厂大赚特赚的基础上，荣氏兄弟又与人合资在上海、无锡创办了申新系列纱厂。到1932年底，申新纺织系统完成了抗战爆发前的布局，实现了从一厂到九厂的扩张。面粉和棉纱，构筑起荣家光彩夺目的“白色”商业帝国。高峰时，茂新、福新面粉企业每日夜可出面粉76000多包，占全国面粉产量的31.9%，纺织系统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数的20%，布机的28%。荣氏兄弟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宗敬不无自豪地说，当时中国人，有一半人是穿的荣氏企业的布，吃的荣氏生产的面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荣家的面粉工业遭到极大破坏。茂新一厂四万多包面粉被抢，厂房机器被放火烧毁，全厂变成一片瓦砾场，仅存断垣残壁。抗战胜利之后，国内面粉工业经历了一段繁荣的时期。荣德生认为，茂新一厂“为吾局一切企业之发源”，“以此厂为吾事业起点，决心复建”。1946年下半年，茂新一厂在废墟上重建六层新厂房，日产面粉5000包。又建造三层楼新式麦仓，全部自动搬运；另造四层粉栈。但好景不长，大量“美粉”倾销国内，这让本来就开工不足的民族面粉工业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内战、通货膨胀等问题，让茂新面粉厂度日如年。新中国建立后，包括茂新面粉厂在内的荣家面粉工业接受公私合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这些面粉厂焕发生机，建立起崭新的中国面粉工业。

　　至2003年，茂新面粉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市场。旧址被改造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以另一种形式向世人诉说着荣氏兄弟实业救国的历程。

　　当下认识荣氏兄弟及其创办茂新面粉厂的全部意义，必须透过事件的表象，分析思想深处隐藏的东西。纵观荣氏兄弟投身实业的一生，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透出浓重的民本思想。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轮工业化进程。当初洋务派办实业时，国库拮据是遇到的一大难题，一种被称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于是被发明出来了。“官督商办”，意在官商“双赢”，即可富民又可强国。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督、办不分，督、办一体，大权集于由政府委任的官董手中。晚清首富盛宣怀就是这样的典型，李鸿章曾用十六字形容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时人经元善也曾尖锐指出他的“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然而，大清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意示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意味着“官督商办”这种制度走进了“死胡同”。

　　荣氏兄弟创办实业采用的是一种全新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被稍早于荣氏兄弟的实业家张謇称为“绅领商办”或“绅督商办”。荣氏兄弟的门庭并不显赫，甚至略显低微，与官场素无瓜葛。他们所创办的企业，从资金来源上大多来自于自我积累以及各类借贷，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处理方面完全站在了私有、民营的立场。这对“官督商办”方式做出了大胆扬弃，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旨趣导引下的商业理念有着本质不同。这种立足民营、遵从经济客观规律的做法，一方面避免了官督官办的腐败羁绊，一方面理顺了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托关系，所以这批企业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很强的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企业制度的创新，也是他们民本思想最为显著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分层等级当中，“商”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百业之尾。荣氏兄弟素有务实致用的志向，一生奔走于市井、巷陌之间从事工商实业。这在传统社会是相当难得的。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近代商人群体致力于实业的背后，是他们在思想深处对理想追求的一场激烈革命。而这种个体内在价值观和心理意识层面的革命，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性质。荣氏兄弟在坚持民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关心地方公益，积极推行教育与慈善、寻求文化关怀，以实现、守卫大众的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为最终目的，四维并张、固成体系。

　　荣德生曾经谈起自己选择实业救国的心理历程：“逊清末叶，五洲棣通，外机制棉纱纷纷运入我国，至国内固有之手工纺织业淘汰殆尽，宗铨鉴于利权外溢，民生凋敝，苟不急起直追，势将侵略无余，爰于让清光绪三十一年集股创办振新纱厂，藉资抵制于万一。”荣氏兄弟对振新纱厂的投资，稍晚于茂新面粉厂。“侵略无余”与“急起直追”，是因与果的关系，也是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矛盾和冲突。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涅槃重生，豪情直冲云天，可其间的磨难和苦痛同时溢于纸表。

　　毋庸讳言，对荣氏兄弟及其创办茂新面粉厂的意义，在当下的社会仍然认识不足。近代中国，在数千年来未遇的大变局中，一波波的社会洪流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不平凡的人和事。今天的人们受到思维惯性的影响，更为喜欢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而荣氏兄弟和他们选择的道路，却是面向大地、根系土壤。荣氏兄弟把目光栖落在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人心的教化、滋养上。和激烈、跌宕的历史主流相比，荣氏兄弟之路显得有些孤独而且寂寞。然而，荣氏兄弟真正的神奇之处，在于把自己的伟大隐藏在了平凡之中，凸显一种超越身份和时代的智慧；他们在融于平民、经营实业的过程中，演绎了生命的高贵和尊严。

　　只要用心体察无锡这座城市，我们不禁会发现：120年来，荣氏兄弟的功业已经像血液一样融入在千家万户的生命里，潜移默化、绵延不绝。荣氏兄弟与他们创办的一系列实业，更像一座灯塔，坐落在中国历史的深处，光芒依旧。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