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光辉试着送外卖，做了两单，不干了，现在仍旧在大正商场里当自己的“棒棒”。靠着这个，冉光辉养活了家人，甚至在重庆市中心买下一套房。

　　山城重庆沿山而建，四面八方都是山。这样的地形下，扛着一支竹棒两根绳索，在街头接活儿谋生的人，成为都市搬运的重要力量，他们被叫做“棒棒”。

　　数据统计，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从一度的数十万人一直在逐年下降。

　　目睹着行业的消亡，冉光辉也开始尝试转型。偶尔，他会打开大号直播打光灯，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推销奉节脐橙，身后的墙上贴着许多脐橙的包装箱纸壳。拍视频、做直播，他一半为了自己开心，另一半，或者是为了试水电商。

　　可这些都不耽误他每天去大正商场“上班”。嘴里叼着11块钱一包的香烟，肩上扛着一两百斤的货物，他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店铺之间，上楼梯跑得比别人下楼梯还利索。

　　扛着家庭的冉光辉，今年52岁了。当年的小儿子正读初三面临中考，商场里的老兄弟还在干的只剩十几个。他有危机感，这危机感来自岁月累积，来自一整个“棒棒”时代如嘉陵江水一般地轰隆远去。

　　送了一天外卖

　　“有人说我送外卖去了，其实就去了一天。”冉光辉说，2021年年底，随着“双12”落幕，“棒棒”生意开始进入淡季，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尝试去送外卖。本来想着这活儿不会比当“棒棒”更辛苦，但是真的跑一下，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地形复杂的重庆，每一个陌生订单的具体位置，冉光辉都要琢磨很久。“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没有电梯，累得很。我又不会骑车，送货全靠腿。”只跑了2单，冉光辉就放弃了。“1单4.5元，加起来9元钱，还要被平台扣3元。这个钱不好挣。”

　　一个“棒棒”改送外卖，可能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这个“棒棒”是冉光辉，就引来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2010年，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拍到冉光辉牵着儿子送货的照片。后来经过自媒体二次传播，冉光辉一手拽着背上几乎和自己等高的货物、一手牵着儿子的形象，一夜间传遍全国。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未来”。

　　现在，他“转型送外卖”的消息，再次引来媒体的关注。

　　沾灰的棒棒

　　早上八九点，大正商场的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

　　冉光辉把自带饭盒放进运货通道一个不起眼货架的顶端，再往深里走两步，从狭窄的没有什么灯光的角落里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车。

　　“来了？”“啊。”一路上遇到同行或者商场管理人员，冉光辉会简单寒暄两句，但脚下从不迟缓。走到5楼，他把推车在老位置放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辉每天会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他的业务集中在4楼和5楼，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点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子里徐徐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发货。

　　对针织品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衣服轻薄，箱子数量就减少，重量也轻；到了冬天，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1张订单得要多发几个箱子，就能多赚一点钱。但这样的箱子沉，冉光辉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1箱东西超过了400斤。

　　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棒棒”，但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现在和十几年前没法比。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货出去，现在，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件。”

　　扛活儿的时候，冉光辉不回答任何问题，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中，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只在午餐时间等工作间隙才会放松下来。“这个商场里，最开始大几十个‘棒棒’，现在没剩几个人了。也没有新人入行，我搞不好都是这里最年轻的。”

　　在这一天的工作中，用肩膀背、用推车拉、用电动车运……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

　　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楠竹，显然用过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这里还塞着几根棒棒，颜色各不相同，粗细差不多，长约1米，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冉光辉始终觉得，做“棒棒”是卖力气、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2009年，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

　　午夜“棒棒军”

　　作为行业明星，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2月26日晚上，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

　　“今晚上这单10个人够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到了午夜时分，一行人到了地铁站内，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邓常飙的脸色已经不太好。“客户只说了不会超过500公斤，我本来以为是自动售货机，结果是个安检仪。”

　　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没底。“两边都伸出来一截，不好承力；棒棒也带得不对，太短了，要两根3米的才好弄。”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术能扛重，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觉得头疼。“来吧，动手。”老尹一声招呼，人群呼啦啦围上去。

　　4条1米多长的棒棒，四个角上各用1条，每条架在两个人肩上。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在最前方开路。“预备，起！”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邓常飙也在队伍里，他身形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气，但也尽力往上顶。

　　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不得行不得行！放下来！”

　　有人开始抱怨，觉得光是这一台机器今晚都搬不上去：仅这一个地铁口，就有三个坡道，加起来将近200级台阶。

　　大拇指粗的绳子被松开，重新调整打结；年轻人们肩膀稚嫩，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休息了15分钟，10名“棒棒”再次上阵。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台阶，呼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坚持，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被顶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

　　16级台阶，走到第12级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从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尽力气，撑完最后4级。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

　　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得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自己只拿三成。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

　　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消失不是等于零，而是约等于零。”许康平有些惆怅，他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