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机场的出租车开出去。“想不想爸爸？”叶子问。五岁的可乐点点头。不过，过一会儿女儿就开心起来，飞机上也一直欢笑。

　　飞机最终落地泰国清迈。之前，叶子一家去泰国旅游过两回，动了让女儿在泰国读幼儿园的心思之后，叶子又带着五岁的女儿去考察过一次。可乐一直喜欢泰国。用她的话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吃冰激凌”——但由妈妈陪着到这里住下，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又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孩子，她可能还没想过以后。

　　“减负”的母亲

　　可乐读的是一所本地的双语学校“国际班”，“30%的课程用泰语”，在母亲的观察中，现在她可以在餐馆里和当地人用泰语对话，英语也溜得很。可乐的老师多半是欧美人，班级里有一半是泰国的本地孩子，另一半是“小留学生”，来自中国、日本与韩国。

　　叶子和可乐的老师也不熟，她除了被老师主动找，几乎不会单独去找老师。依照多名陪读母亲的印象，泰国小学不兴“家校互动”。叶子说，现在女儿的老师来找家长，只会是因为孩子在学校里说了脏话，或者欺负其他小朋友之类，可乐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叶子觉得，泰国学校里，小朋友的隐私保护得比较好。成绩更是“机密”。孩子的大考成绩封在一个信封里，由家长去取。不过，叶子还是希望女儿到初中阶段，考去一个师资更好的国际学校。

　　无论到了哪一国，孩子一路上还是得面对考试升学。泰国留学中介杜璇对记者形容，门槛高一点的国际学校，小学招生需要通过数小时的机考。国内的孩子一般英语能力不达标，都需要降级读。

　　比起国内动辄一年几十万元的国际学校学费，清迈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收十多万元人民币。就读这些学校的优势是使用的教材与欧美同步，方便未来升学；还有很多不同兴趣班可选，不用额外收费。

　　英语水平之外，很难评判哪一种教学制度教得更快，或者教得更深。另一名泰国留学中介陈静对记者解释，多数中国家长对孩子在校学习的具体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泰国学校的课业轻松是显见的，以小学阶段为例，孩子带回家的作业很少，他们的小书包里往往只有小点心、水、在校做好的手工艺品。

　　“陪读”的理由

　　除了泰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低廉，家长们选择泰国的另一重考量是，往返国内方便。“有很多陪读家庭，是爸爸在国内挣钱，妈妈在国外陪读的。”陈静对记者说，疫情期间，两边长久无法见面，不少陪读妈妈带着孩子回国了。

　　陈静倒没有这层顾虑，她是举家搬来泰国的，夫妇转做留学生意，孩子在当地入学。陈静是一个有些“鸡娃”倾向的家长：“我会告诉他（指儿子），不能满足于你在你班上是数学最好的，班上只有十几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界。”

　　叶子则非常“佛”。前几日，小学两年级的女儿突然对她说：“今天学校有小测验，可是，我忘记我的成绩了。”叶子说：“无论你考多少，我都不怪你。”女儿竟坦然答道：“我知道，我无论考怎么样，你都不会怪我的。”叶子与可乐回国，一起与叶子的朋友们聚会。她感到可乐的好胜心理在逐渐变弱。

　　还有一种家长，几乎是被动地带娃出国求学。2016年左右，刘菁把车停在一所国内的小学门口，大儿子拒绝下车。刘菁一开始劝说，转而责骂，把班主任和校长都引来了。众目睽睽之下，孩子还是不肯下来。

　　刘菁的儿子小学之前上的是上海一所私立示范性幼儿园，一个月学费五千多元，家长之间也合得来，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这些家长们时不时“卷”起来，相约报奥数班。“那不是给孩子上课，是给家长上。”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刘菁催着丈夫去办居住证，他却忘记了，报名迟了一些，儿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欢迎的公立小学。小学同学们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刘菁的儿子觉得跟同学很难相处。刘菁曾考虑过转学，但她隐约知道，转去其他公办小学并不容易，而且赶上就学政策变动，她担心传统上“热门”的学校质量降低。真正好的学校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孩子。

　　刘菁有一个朋友，孩子考进出名的私立学校，却因为学业压力大得了抑郁症，只好送出国。思来想去，她循着网上的攻略，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

　　宽松环境与成长代价

　　在宽松的环境中，儿子的个性甚至慢慢变强硬了一些。有一天，有个老师把他的一样东西拿走了。儿子回家，生着闷气。他想了一晚，第二天自己去把东西要了回来，他就指给老师看自己在东西上用笔做的记号。

　　其实，在双语学校里，班级里也有传说的“小霸王”，刘菁教孩子反击，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可以换一个学校”，“这边很多学生都是两三年换个学校”。

　　这样成长的代价是，儿子只能和幼儿园要好的朋友们在游戏里聊天。采访中，不止一位陪读母亲对记者说，出国是想继续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身为陪读母亲的文佳回忆，之前儿子在国内上幼儿园，去学乐高，有时候她去接得不及时，儿子被老师放在小学一两年级学生学围棋的教室里，儿子很快跟着学了。文佳觉得，自己的儿子挺聪明，但考围棋一级，没有考过，变得有些毛躁，她就说：“休息一下。”让他不要去了。

　　文佳也安排孩子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按照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办法，给他看原版的《哈利·波特》。读到第五本，孩子说，不理解其中人物的爱情。她就解释，这不是十岁能明白的事，让他放一放。

　　文佳原先计划让孩子高中以后出国留学，先在国内读小学、初中。

　　遇上“民转公”，一个名声不错的私立学校变成了孩子的对口小学，户籍警都催着文佳快给孩子办入学，“好多人都赶着把户口迁进来”。孩子上学之后，她去参加校园开放日，却被刺痛了——小学有一节课是练坐姿、兼练举手的姿势——手肘抵在桌上，手臂与桌面呈90°，尺规画过似的。让孩子出国的计划就在这一瞬被提前了九年。

　　在高考的“独木桥”前

　　文佳津津乐道儿子很快学会了围棋，在本地小学读过一段时间书，成绩也不错。当记者问她，如果孩子一直留在国内，在高校资源相对丰富的上海高考，家长的期望是怎样的？“在上海的话，考个二本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她回复道。

　　同样地，一位深圳母亲可可几乎有些任性地偏离了夫妇俩原先规划好的路。可可描述，原在深圳读小学的女儿，在她的监督之下，“语文、英语都是班上前几名，数学也能达到中上”，对口的初中也非常好，仿佛已把孩子放进了保险箱里——“但，我会焦虑她将来能不能够去（深圳最好的）师大附中。”可可说，在国内，她仍感觉中高考过于危险，更往后，如果孩子“没上一个差不多的大学”，她可能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关。

　　“你认可你的孩子去读中专吗？”她对记者说，“我是觉得我接受不了，你说怎么办呢？”

　　她觉得在国外申请高中、大学更容易些，为此不惜顶住丈夫的反对，又失去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她自己英语不好，刚到泰国，出去买菜都很困难。这样，换得的补偿是女儿的前途选择看上去“宽”一些。

　　对于叶子来说，女儿还未上学时，她已感到害怕。她家乡的省份没有985高校，考出一个高材生是为人侧目的事。叶子自己是艺术生，丈夫是体育生，对于孩子的教育信心不足，“卷不动”；看到当地较好的“一中”，夫妇已经感到怯场。

　　“围城”内外

　　叶子身边的陪读家庭都在催着孩子自学中文。叶子更在意一些，觉得会读写中文是一种保障。为此她要家里人给她们寄来了人教版语文课本和练习册，跟着国内的进度上网课学生字。“笔顺我不强求了”，写出来就可以了，她说。

　　在叶子看来，孩子拥有不受束缚的童年，也同时在丢失一些机会。比如，女儿未来回国，不太可能从事文字工作，因为她的中文不够好；她也有可能遇到交友的问题，因为无法理解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的思维方式。

　　她清醒地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一些坎儿。身边一些家庭是为了读国际学校来的，孩子很努力上进，想将来去欧美读名校。现在女儿年纪太小了，她情愿女儿不思考前路问题，但如果她也想去拼一拼：“我和她爸爸一定倾尽全力帮她。”

　　疫情反复之下，2020年，泰国的学生一度都在家里上网课。女儿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她独自在底楼，突然觉得“很累”：孩子的未来好像无处不在，但又把握不住。

　　以她目前的视角来看，女儿读完初中，要不逐渐去往欧美读书，那可能很吃力、花销也很大；而留在泰国生活，虽然当地有一些华裔，但泰国并非移民国家，拿身份很难。长久地在泰国当一个外国人，则可能无法抵抗风险，例如享受不了当地的全民医保；因为难以贷款，买房买车都只能全款。

　　难以回头的决定之后，一家人变得更像一支试图突围的军队，一路经历辛苦，行军的方向却云里雾里，难以明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