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这家酒店，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间的物件如同证据闪烁，映射着26岁女孩周芹的临时生活。

　　卫生间洗漱台上横放着两支开封过的一次性牙刷，壁挂电视下方狭窄的长条桌上，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个一次性纸杯。长条桌的另一端，晚餐已经放冷：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饼，还剩三分之二的奶茶。纸杯内壁的黄褐色痕迹弯曲成弧形，冲泡的奶茶是周芹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的奶茶包。

　　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换中经过周芹的生活。她真正拥有的，是放在门口的24英寸行李箱，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以及长条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一双运动鞋。地板上的烧水壶从没用过，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堆放着待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

　　对周芹来说，这些不多的物品并非意味着无法割舍，从2022年2月到现在，在多家酒店辗转的这半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丢弃的。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双肩包里：电脑、电脑支架、耳机、橘黄色的水杯。她背着它们，不断离开，又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

　　长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一些居住在一线城市人们的新选择。离开某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形容这是一场“逃离”：有的人为了逃离平稳的生活，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找回从生活中退场的意义；有的人想为不安全感找一个庇护所，触摸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

　　住在酒店的自由

　　周芹坐在床上，书包就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张1.5米的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从下班后到第二天8点起床，她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或者玩手机、看电影。

　　“住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周芹和酒店签的是一个月的短期合同，“能够说走就走。”在价格和通勤便利上，长租酒店也更划算，酒店离公司通勤时间只有5分钟，月租酒店的房费3188元，再加上水费50元，卫生费20元，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比以往平均每月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群租房价格更便宜。

　　唯一让她不满的是现在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没有窗户。清晨的光亮无法唤醒梦境，“上班总是迟到。”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

　　27岁刘颖的生活，也同样压缩在18平方米的空间里。与周芹不同，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内，一次性用品的痕迹被擦除，取而代之的是刘颖五颜六色的个人用品。酒店提供的浴巾下挂着两条绿色和粉色的毛巾。牙刷是自己的电动牙刷，梳子是更适合长发用的气垫梳，沐浴露洗发水也都是刘颖自己买的。

　　由于酒店里不能做饭，刘颖在电视下的长条桌上摆满了零食和袋装咖啡。午餐和晚餐就点外卖，酒店前台会有代收服务。这对刘颖来说不算个缺点，“本来我就不爱做饭。”

　　生活在酒店，是一个与物品断舍离的过程。曾经，刘颖最喜欢买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收纳工具、收纳箱、收纳盒、收纳架，物品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展示，继而被忘记。住在酒店后，刘颖意识到这种荒谬。现在，酒店书桌桌面上是没有用小书架整理的三本书，和唯一的一个收纳箱，里面放着护肤品和化妆品。她仅有的三双鞋子就摆放在地板上，夏季几套衣服挂在衣柜里，只需一个袋子就能打包好。

　　逃离既定的生活

　　2019年3月，周芹来到北京工作，通过租房平台和陌生的一对情侣、一个男生一起居住。“经常洗澡时，男生室友会在外面敲门，说他憋不住了。我就很慌乱，只想着赶快出来。”她说。有时凌晨，舍友会敲她的房门借还东西。和他人生活的碰撞持续侵扰着她的个人空间，租房半年后，她离开了租住的房子，也离开了北京。等再回到北京时，2020年初，周芹开始租住在酒店。

　　与主动选择长租酒店的周芹不同，27岁的刘颖在种种不稳定因素的冲击下离开了自己的出租房。2016年大学毕业后，刘颖来到北京，居住在群租房。在曾经居住的出租屋里，刘颖曾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她给墙壁贴上了粉色羽毛的墙纸，床头挂上自己钩织的捕梦网，买了床边地毯。出租房的灯不好看，她网购了棉花，粘在灯的周围，再在纸上画出星星和月亮的形状，剪下来装点在绒白的棉花上。为了能更舒服地洗澡，她还买了长达2米的可充气浴缸。

　　虽然价格便宜，但舍友对卫生标准要求不同，公共区域的杂乱肮脏令她难以忍受。租户们的生活作息也有错位，刘颖常因隔壁的噪音失眠，争抢卫生间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放弃群租房后，她开始租住有独立卫生间的一居室。

　　独居女性这个身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朝阳区某小区租房时，因为快递员常直接把她买的生鲜冷冻食物放在自提柜，和快递员沟通无果后，她打了投诉电话。本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但晚上回家后，刘颖发现家里的锁眼被堵了，门口墙上贴着性服务的小广告上，也被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门口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有证据确认是他，只能吃哑巴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刘颖说。

　　去年10月，房子到期后，房东因决定卖房没有续租，本就战战兢兢继续租住的刘颖又迎来突然的变动，她被要求在两天内搬离出租屋。

　　匆忙地收拾行李，把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后，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公司附近的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租住在朝阳区5500元左右的房租相比，长租酒店每月的费用不超过4500元，还包括了打扫房间，补充矿泉水、卫生纸等日用品的支出。

　　刘颖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有了更切实的保障，酒店的住户和访客都需要刷身份证和登记，有24小时的安保。点外卖、收快递时只用填写酒店的地址，前台会帮忙代收，再由机器人送上门。住在酒店，刘颖感到安心，不会再被骚扰或者被驱赶，她有选择离开或留下的权利。

　　被问到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时，刘颖回答：“只要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我会一直住下去，价格低、安全、有阿姨打扫卫生，没理由不住。”

　　一些新的可能性

　　周芹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

　　周芹期待的“游牧”式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2018年，她从新闻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新媒体工作，日常工作内容是输出一些品牌新媒体文章，她称这份工作为“写软文的”。

　　新媒体公司加班严重，但无论加班到多晚，公司要求员工每天必须在早上9点前上班打卡，迟到者会受到批评。公司内部，她面对的竞争者众多，“他们更年轻，学历好，工作能力也强”，她觉得焦虑，总担心自己被开除。在和领导的沟通中，领导也以打压式沟通为主。从校园走向社会，虽然周芹早已做好了“硬着陆”的准备，但这一次的工作经验和她未能成熟应对的“社会规则”还是让她感受到痛苦。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较惨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社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带着这份失败感，周芹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开始同时准备考公和考研。双双失败后，2022年，周芹回到北京，决心调整自己，她开始居住在酒店，迈入“做自己”的艰难跋涉之路。

　　5月份，北京疫情中，周芹成了密接人群，隔离结束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自己，她选择了一家每天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因为价格昂贵，第二天，她搬去了附近一晚只要150元的酒店。因为曾是“密接”的身份，她的房间被安排在了楼道的尽头，并且她被要求不能随意进出房间。

　　这是第一次，周芹意识到，住在酒店并不意味着“说走就走”的自由。拥有自由的幻境破碎后，非常偶然地，6月份，她刷到朋友的一条朋友圈，照片里，朋友养的猫咪慵懒地躺在一床被子上，被子是最普通的格子花纹。猫咪可爱，画面温馨，周芹在朋友圈下面评论：“好羡慕你有自己的被子。”朋友回复她：“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被子吗？”

　　身边的被子是酒店里一客一换、带着轻微消毒液味道的白色被子，周芹回复朋友，“我有，但那不是我的。”

　　像这样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并不多。多数时候，周芹仍然享受在酒店里的日子，她仍然相信“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她列了长长的读书观影清单，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她看来，生活的尽头不是考公或大厂，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变成真正的“数字游民”。（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