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起亚 文｜

　　无锡惠山得山水之美，自古为吴中名胜。千百年来，一直是本邑民众的游历之地和精神家园。这里古园名泉，禅林宝刹，祠堂林立，素有“无锡露天博物馆”及“文化宝库”之誉。

　　然而，惠山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却差点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

　　同治六年（1867）十月，无锡知县吴政祥来到惠山，凭吊刚建成的昭忠祠。因为太平天国战乱，昔日的惠山一带早已面目全非，不仅当年的古建筑荡然无存，而且连熟悉惠山情况的人也找不到。于是，他心情沉重地写道：“予登山眺望，抚今吊古，慨叹流连，欲问其事而故老皆无存者。古人传留芳躅，种树钓游之处磨灭而不彰，沧桑之感愈觉怦怦于心矣。”（《惠山记·惠山记续编》129页《吴政祥叙》，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下同。）

　　关于文化的载体，最为重要的两样，一是典籍，一是地面遗存。世易时移、朝代更迭，再加上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地面的历史建筑及庋藏的文献典籍是最难保存的。当惠山的遗迹历经劫难时，记录惠山历史遗存的典籍《慧山记》也命悬一线。

　　薪继火传，奇书得以传世

　　惠山旧称慧山，是无锡的象征。

　　明朝以前，记载惠山人文故事的文字，在地方志上不时有见，如元代《无锡志》《咸淳毗陵志》及《锡山景物略》等均有记载，但完整性系统性不足。明正德时期，由邵宝纂辑的《慧山记》，是所见最早而系统考稽惠山风物的典籍。由邵宝序可知，对惠山风物的考察记录，可以追溯到明代觉性和尚，他的整理、考证文字颇富，可惜尚未完稿就归于道山。在觉性手稿基础上继续成就的，是另一位僧人圆显法师。圆显是觉性之徒的弟子，俗姓陈，字知微，号卧云。博通梵典，曾主持惠山寺5年。他遍访惠山风景古迹，搜罗历代故事，用了2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0卷的《慧山记》。

　　南京礼部尚书邵宝（1460—1527，字国贤，无锡人，成化进士，学者称二泉先生）辞官归隐后，对觉性草创、圆显成稿的稿本作了润色删减、去粗存精、修改错漏等工作，最终将20卷的《慧山记》定稿四卷（按，学界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看法，有人猜测，圆显20卷慧山记，到正德时期已经不全，邵宝得到的山僧所藏者是残稿，故才会以邑志补充云云。其次，圆显的只有记没有诗，邵宝辑本加入了诗），于正德年间付梓出版。不幸的是，隆庆年间，收藏在惠山桃花坞邵氏香火庙听松庵中的版片，在火灾中被付之一炬。故正德版本因此近于佚失。

　　邵涵初是邵宝的八世族孙。他归隐后对先祖的《慧山记》进行了梳理、考述。由于《慧山记》中所载的，都是正德五年（1510）之前的风物，邵涵初费尽心力搜罗典籍，成文数万言，字数甚至超过了正文部分，附在书后，大大扩充了《慧山记》的内容。那些《慧山记》中还未出现的，邵涵初又将它们整理编辑为《慧山记续编》，并于咸丰七年和咸丰九年，先后将《慧山记》和《慧山记续编》刊刻出版，成为了鉴证惠山350年间风物古今异同的重要依据。

　　咸丰版的命运，较之明正德刻版更是多灾多难。成书之后的第二年，即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无锡城破，这两部书的版片随之毁于战火。兵荒马乱之际，民间存传的《慧山记》《慧山记续编》更为稀见。幸邵氏家族担起传承家族文献的责任，邵涵初之孙邵文焘，在同治七年（1868），重新刊刻《慧山记》和《慧山记续编》。同治版的这两部书，便成了后世研究最常用的版本。

　　殚精竭虑，涵初祖孙接力

　　《慧山记》为无锡留下了明正德年之前的惠山图景，《慧山记续编》则鉴证了惠山风物其后350年间的古今异同。

　　邵涵初（1792—1864），字吟泉，道光五年拔贡。曾任淮安府教授、南和县知县。因隆庆年间的火灾，邵宝正德五年的刻本不见流传，目前所知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明刻本，当是孤本。邵涵初在对《慧山记》进行整理时，所依据的只是传自秦基的旧抄本，故研究者认为，邵涵初并没有看到正德刻本。

　　邵涵初得到《慧山记》旧抄本后，“每居山中日钞而附志近事，并命孙男文焘钞附历朝名翰以资览观”。邵氏所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文献传抄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更有历史遗迹的变迁甚至湮灭。因《慧山记》中所记景物人事皆在正德五年之前，迭经沧桑，每多世变，他耗费心力搜求典籍，使《慧山记》在内容上更为充实。

　　邵涵初殚精竭虑，把对《慧山记》的考订完善视为无可推托的使命。据丁培在同治年间所撰《重刊慧山记正续两编序》所说，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邵涵初“避乱乡居，携印本自随，朝夕考证，益臻尽善”，说明此书刻成之后，邵氏并不以为大功告成，即便在逃难的日子里仍不忘继续考订。

　　邵涵初虽然等到了战乱的结束，但当年秋天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同治七年（1868），邵涵初之孙邵文焘（字瀛仙，号海峤。无锡人。辑有《松滋祠庙事略》及《思补楼续选》行世），再次接手，完成了他的遗愿，重刻了这两部书。

　　邵涵初辞官归隐，不仅整理重刻了《慧山记》，补充完成了《慧山记续编》，还整修了邵宝的祠墓，将已显破败的书院旧景修葺一新：“文庄故有尚德、二泉两书院。尚德书院昔在公墓；二泉书院今为公祠，旧有十五景。吟泉修其废，复其旧，增其新，足成二十三景，亦山中之佳话也。”（《惠山记·惠山记续编》134页《侯桐叙》。）

　　从邵宝纂辑《慧山记》，并于明正德五年（1510）刊刻，到清同治七年（1868）邵文焘重印木活字本行世，这中间历经了僧人觉性、圆显，再到明代邵宝，清代邵涵初、邵文焘，邵氏家族对文献的接力传承，历时总三四百年。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却又会那么有意——江山有幸，一场跨越明清两朝的薪火传递，将《慧山记》《慧山记续编》两部奇书留给无锡，使底蕴丰富的惠山文化得以代代流传。

　　信息丰富，描刻惠山年轮

　　《慧山记》全志四卷分14门类：卷一慧山、泉、石、峰坞、池涧；卷二寺、祠庙；卷三物望、山居、古迹；卷四胜览、墓、土产、杂考。

　　《慧山记续编》则将“昔无今有、无可附志”的内容，编辑成三卷及首一卷，总四卷12门类。其门目设置基本同邵宝原志，顺序大体也与原志相同，但减少了峰坞、池涧、土产三门。邵涵初解释说，“此三者今犹古也，无可续也。”

　　新增了“园墅”一门，依次介绍寄畅园、慧岩小筑、黄园、栖隐园、愚公谷、碧山庄等。由此可见，从明代晚期至清代，本地致仕官僚及乡绅，在惠山之麓营建园林已成气候。续编三卷前的首一卷，则记录了康熙、乾隆两帝“南巡御制诗章匾联”，编者特意“恭录宸翰，冠于本编之首”，这自然是这数百年间发生于惠山的“头等大事”。

　　比较两书的庙祠篇章，《慧山记》记录了包括春申君庙、华孝子祠、尊贤堂、东岳庙、张中丞庙、邹国公祠、周文襄祠、李忠定祠共8处早期的庙祠。而《慧山记续编》共记有乡先生祠31处、遗爱祠8处、贞孝节烈祠15处、分祠20处、附义庄宗祠2处，刘将军庙1处，如果加上宋以前的至德祠、尊贤祠、报功祠和“已题、未建”的忠义祠、张节烈祠，累计共有82处。除周文襄公祠因有重大变化而再次提及外，这82处庙祠中并不包括《慧山记》中提及的另外7处庙祠。两者相加，已经近90处。由此看来，明清间的这三百多年，正是惠山祠堂群发展最快最猛的时期。

　　周文襄公祠属延续性的祠庙，其记载的文字，对我们研究祠堂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慧山记续编》主要补充了该祠堂300多年间的历次变迁，说明明代正德以前，周文襄公的祠属于专祠，后来才成为二公祠、四中丞祠、五中丞祠。同时，对《锡山景物略》等处的错讹、误传作了纠正。因为如此错讹已被收入康熙年邑志，编者认为事关重要，连用“非也”“又非也”“更非也”强调。

　　《慧山记续编》的记载，有些涉及到遗迹的历史演变过程，故对今人而言，亦可廓清一些模糊的认识。比如书中对锡山塔的记载：

　　龙光塔在锡山顶，万历丙子年建。按王学士达有锡山塔影诗，是洪武永乐间本有塔也，不知废于何年。先文庄有锡山塔基诗可证也。正德间，昆山顾文康公鼎臣，喜谈风鉴,谓:“邑无巍科，当是龙不角耳。”邑人顾懋章等因建石塔。或又言：“龙以角听,宜空中。”故又改建今塔。

　　关于锡山塔究竟是“风水塔”还是佛塔，一直以来聚讼不已。从邵涵初的文字记载，可以知道，建此塔之目的是为巍科（犹高第，古代称科举考试名次在前者），而非传佛。

　　《慧山记》与《慧山记续编》爬疏整理惠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饱经战乱和灾难的惠山古镇，提供了可资修复的基因图谱，其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在新世纪开始的惠山古镇修复中，两书的记载，成为最为可靠的历史依据。

　　地方文献的一个实用价值，在于很好保存了本地形胜的历史线索和地理原貌，这对于发掘历史遗迹具有意义。前不久，惠山文化古迹的爱好者，根据这两书的线索，在野外调查中，在惠山摩崖石刻上又有了新发现。

　　在三四百年的时间段内，觉性、圆显、邵宝、邵涵初乃至邵文焘，索坐精研，薪传火递，在保存文献方面做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表现了前辈学人的务实学风与坚忍毅力，无疑可为今世楷式。因此，《慧山记》与《慧山记续编》的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文献一途，其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同样值得张扬。

　　2006年，在时隔138年后，无锡市图书馆、无锡市锡惠园林文物名胜管理处等单位，联合校点再版了简体字的《惠山记》《惠山记续编》，使这两本奇书能更方便地走向大众，使惠山文化获得更广泛的传承和弘扬。

　　（说明：惠山古称慧山。圆显、邵宝所撰为《慧山记》，邵涵初所撰为《慧山记续编》，2006年校点再版的书名为《惠山记·惠山记续编》。本文写作获得江南大学任翌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