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未被认定涉嫌偷拍，那段脱鞋、被人检视的经历仍然在何友身上种下了心结。“地铁上被诬陷偷拍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光彩的标签。
今年6月，何友在社交平台上以长文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引起热议。当晚，他乘坐地铁回家，途中，有两名异性乘客看到其鞋面闪烁绿光，指责他鞋面上有摄像头，怀疑在偷拍。何友当众脱下了鞋回应了质疑。但他表示，在事后，他并未感受到两名乘客的歉意。他还认为，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做正确的处置。
何友向记者表示，其所诉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于日前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除了两名当事人外，他还将成都地铁运营方追加为被告。
庭审过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友称仍然难以控制情绪。其起诉的两名涉案异性乘客及成都地铁运营方，均是由代理律师出庭。当庭未宣判。
被怀疑鞋里藏有摄像头
何友是一名成都的上班族，看上去不到30岁。他不愿意向外界过多透露自己的信息，在媒体镜头前，坚持戴着口罩。何友告诉记者，尽管他的家里人还不知道这一段经历，但同事大多已经“对上号”了，一些同事给他传递了支持的声音，但也不愿讨论太多。
今年6月12日，何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长篇图文，自述了前一天在地铁上的经历。在与同学聚餐后，他从成都地铁犀浦站出发，回公司宿舍。到火车南站的时候，突然两个女生站起来，大声叫道：“你是不是在偷拍，我怀疑你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
何友回忆，两名女生看到其鞋面闪烁绿光，以为其中藏着摄像头。随后，在车厢内地铁安全员的见证下，现场脱鞋让两名女生检查，“在列车行驶的这大约八分钟的样子，我全程接受着两位女生、列车安全员、列车乘客的监督与注视。”
他提到，下了地铁之后，地铁工作人员又让他在站台处等待接受检查及说明情况。他在长文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态：“一辆一辆的列车到站，一位一位的列车乘员下车，一名一名的乘客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靠墙站着、脱掉一只鞋子袜子、双手背在背后，无奈地环顾四周的男子”。
之后，双方又一同被带到派出所，民警检查后发现并无摄像头。何友称，两名女生在得知他并未偷拍后，也未对他作出诚恳的道歉。此前，二人还曾拍摄他的照片。
“离恢复名声还差一点”
何友表示，此次事件的发生给他的工作及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尽管最终未被认定偷拍，自己也已经“社死”。他反复提到一句话，怀疑别人和证明自己的成本，是完全不对等的。
在他看来，他还需要证明自己，“离恢复名声还差一点”。“我希望官方给这个事情作一个明确的定性，对方对我到底是合理的怀疑，还是主观恶意的诬陷。虽然警方当场证实我不存在偷拍行为，但并未给予我相关的证明文件。”何友向记者表示。
8月25日，事发两个月之后，何友收到了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他在社交平台上记录，维权的过程并不容易，先是没有律师愿意代理，后来又遭遇了无证据无法立案，未立案不能调取证据的尴尬局面。直到有车厢内的目击者联系他，并提供了事发时的目击证词，立案过程才有所突破。
何友向媒体提供的目击者证词如下：6月11日同车厢一名乘客坐地铁回家(太升南路—海昌路)，在地铁上我一直在玩手机，大概到孵化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女生在吵，然后我就看了过去，这个时候有一名男生已经脱下了一只鞋子靠在车厢中部的杆子上，我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听到其中一个女生说那个男生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我就明白大概发生了什么……
何友还提到，最为关键的站台摄像头证据“我被要求脱掉鞋子，单腿靠墙站在地铁扶手位置，那一段的监控记录，地铁称因站台上的两个摄像头坏掉了，关键证据丢失。”
记者联系了成都地铁运营方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接线人员称不便提供相关部门电话，其将转达采访问题，并由专业的人士进行解答。截至发稿时，尚未获回应。
11月3日，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何友特意穿上了事件发生当天穿的那双被怀疑藏有摄像头的鞋子出庭。“从一开始就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引用媒体报道的一句话，剩下的交给法律。”何友称，只有等到最后的判决，心理上才能有所改变。
律师说法——
何友的经历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一些人看来，这一事件涉及对于名誉权、隐私权、性别议题等的深刻思考。有人支持其维权，也有人认为其小题大做。
北京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向记者表示，是偷拍还是被诬告，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本起事件中，公安机关已经证实，当事人是被诬告，其并没有偷拍，那么，对于诬告的行为，我们还要分析诬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也是诬告者承担责任大小的前提条件。
谭敏涛表示，这起事件，看似简单，甚至于没有必要起诉，但当事人选择了起诉，就是希望法院给自己一个公平的结论，别人诬告自己偷拍，自己应当如何维权。虽然这个维权的成本有些高，但可以变相地提醒所有人，尽管每个人都担心被偷拍，但在缺乏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贸然质疑和怀疑别人，虽然偷拍的情形常见，但并不代表怀疑别人偷拍无需什么证据。（因受访者要求，何友为化名）（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