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人廉泉（1868—1931）雅好收藏古代书画，过眼和经手的名家书画不计其数，而他对赵孟頫《万柳堂图》的追踪，自是非同寻常。因为万柳堂是廉泉先祖、元朝重臣廉希宪的一处别墅园林，追寻先人遗迹是他的心愿；更重要的是，图中所描摹的在林泉花树之间赏花吟诗、轻歌曼舞，也正是他所向往的生活情景。两度甲子之前，廉泉为寻访赵孟頫《万柳堂图》而致刘若曾（仲鲁）一信，可以透视廉泉从寻觅旧图到建造新园——小万柳堂的一片心思。

　　旧图源流追溯

　　廉泉关于《万柳堂图》一信，写给他的挚友刘若曾。刘若曾（1860—1929），字仲鲁，号沂庵，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与张謇同科，并且与张一起得到翁同龢的器重。曾出京任湖南辰州知府、长沙府知府，1905年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回国后清廷试办宪政，被任命为大理院少卿。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前，升任大理院正卿。在京时与一班关心时局、倡议变法的开明官员互通声气，时常发起诗文雅集，由此与廉泉相结识。廉泉托他寻访《万柳堂图》时，已辞官南下，致书刘氏相托，可知两人情谊非比一般。

　　廉泉在信中说：“松雪（注：赵孟頫号松雪道人）万柳堂旧图，曾藏贺云甫尚书家。顷有人言，琉璃厂李崇山与贺有往来，必能知此图之下落。试倩人往询之，何如？倘尚在人间，弟必求得之，不计值也。”信中提到的贺云甫，名寿慈，湖北蒲圻人，清廷都察院都御史，书法和诗文曾名重一时，与京中达官高士也常有诗酒唱和。不过廉泉似乎与这位贺尚书没有直接交往，为寻访《万柳堂图》还需要通过刘若曾“倩人访询之”。而《万柳堂图》是否确在贺云甫手中，也只是听“有人言”。但廉泉对该图态度非常明确，志在必得，只要追到其下落，“必求得之，不计值也”。

　　刘若曾接信后有没有派人去琉璃厂寻访李崇山，以及有没有辗转向贺云甫询问此图的收藏流转，未见当事人书信和后人回忆述及。可以肯定的是，廉泉最终未能求得赵孟頫《万柳堂图》。这幅《万柳堂图》，高95.1厘米，宽26.1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标题为《元赵孟頫万柳堂图轴》。从图上题诗、跋文以及“赵氏子印”等两方印章看，此图出于赵孟頫之手。其余14方印章中，12方为乾隆书画收藏印，包括“乾隆宸翰”“三希堂精鉴玺”“乐寿堂鉴藏宝”等。最后两方印章，一方为“宣统御览之宝”，一方为“教育部点验之章”。前者乃1923年溥仪为防止宫内古玩字画被盗卖，特请郑孝胥等人加以清点，并在字画上加盖“宣统御览”之章。后者为193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南迁，编制目录，加盖的验收印鉴。由此可知，此图一直作为清宫内藏，并未流落民间，直至1948年国民党败退，此画卷随同故宫大批文物被运往台湾。

　　因为有乾隆皇帝“钦定石渠宝笈”的背书，这幅《万柳堂图》被认定为元赵孟頫所画，一向并无疑义。但在图画公之于世后，便有人质疑此图并非赵孟頫专为万柳堂雅集所绘制。最早对此图作出非真迹判断的，为旅美古画鉴赏家王季迁。他曾被故宫博物院聘为藏品赴英伦展览的审查委员，先后四次仔细观摩“台北故宫”的大量藏画。他1963年检阅藏画时所做笔记，对《万柳堂图》的评语为：“明小家画，平、庸。”定性为明人的托名之作。任道斌编著《赵孟頫系年》，系统梳理赵孟頫书画和诗作，没有提及此画，从反面印证此画不真实、不可靠。今人谷卿则从绘画构图、笔法和题诗笔力、钤印印文等方面加以辨析，详细考证《万柳堂图》“不可能出于赵孟頫本人之手”。但是，《万柳堂图》所描绘的万柳堂雅集的历史故事，确实在元至正年间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相应的记载；赵孟頫《万柳堂图》的题诗，在清康熙年间被收录进了赵孟頫的诗集；《万柳堂图》至迟也在乾隆年间便为清宫廷收藏，并得到乾隆题诗的肯定。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使图画为后人伪作，画中人物还是有其明确的身份的，场景也大致反映元明时代士人的志趣和文化风貌。

　　故园遗址求证

　　《万柳堂图》中文人雅集的场所万柳堂，一般认为是官拜从一品中书平章政事的廉希宪所建，经过廉希宪兄弟和廉希宪五子廉恒（野云）两代人的经营，成为元代京城最为知名的文人宴饮聚会场所。

　　万柳堂位于元大都都城西南，宅邸前有较为开阔的水面，园中遍植柳树，因而被称为万柳堂。初时人们认为，《万柳堂图》跋文中所说的“野云招饮京城外万柳堂”的野云，是为廉希宪。但廉希宪平生勤政清廉，不尚靡费，且于至元十七年（1280）即已去世，与赵孟頫的活动时期不相关联。经后人考证，邀集赵孟頫等人饮酒赏曲的，实为廉希宪第五子廉恒。廉恒“未老休致”，悠游林泉，唱和诗酒，是依托万柳堂的文人墨客交游的核心人物。

　　相传万柳堂园址在京师城西钓鱼台附近，明代曾任京师西城指挥使的蒋一葵，在他的《长安客话》中说：“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钓鱼台在阜成门外南十里，其地“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代王郁在此隐居，“作台池上，假钓为乐”。不过，万柳堂没有维持多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廉家三代以后便走向衰落。至明代，万柳堂已然湮灭，化为一片平畴，惟有“曲池残树，犹堪吟赏”。明万历顺天人王嘉谟的《万柳堂诗》，曾发出感叹：“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因为万柳堂曾经的繁华，这里作为古花园，至今留下一个地名，称为花园村。

　　元代廉氏除了万柳堂，还有一处宅院，称为廉氏花园，习称廉园。廉园的建造早于万柳堂。据《元史》本传记载，廉希宪的父亲布鲁海牙，以管理军民匠户有度、执法严明，而任燕南诸路廉访使、宣慰使，元定都后在京城造大宅。廉园因为坐落于金中都的彰义门内，也即元大都的城南，而被称为“南园”。其主建筑名为清露堂，也以“清露堂”指代园名。园中乔木繁花，“号为京城第一”。花园也是元朝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吟诗唱曲，带动元朝贵族汉化。不过也就30年时间，随着廉氏家族的衰落，宅园易主，廉园被官府买下后在原址改建弘教普安寺，最终化身为了佛寺。

　　历经朝代更迭、人事变迁，廉园和万柳堂的遗址已不复寻见，人们对元朝廉氏旧事的记述，也因传言和传抄的错讹而发生混淆。有人把两处宅园混为一处，有人坚持一处而否认另一处，莫衷一是。清康熙年间，又有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在广渠门内东南角新建一处别墅，据清代方志记载，其宅院依水而筑，聚土为山，因为仰慕廉希宪的风雅故事，于周边“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成为当时博学鸿词科待诏者的雅集之地，一时间也名闻遐迩。这就为后人对万柳堂地望和史事的考证，增添了新的是非曲直。京城万柳堂到底是在丰台草桥，还是玉渊潭钓鱼台，抑或城东南拈花寺（冯氏万柳堂不到30年也转让别姓，最终改建为寺院），至今争论不休。

　　廉泉寻访万柳堂图的初衷，是为了解曾经辉煌的先祖的业绩，借助图中的描摹再现当年万柳堂的风貌。在寄书刘若曾寻图未果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放弃追踪的愿望，常在藏家和画家的圈子内托人打探。民国初年，廉泉东游日本，驻日公使陆宗舆曾将嘉庆进士姚元之所画《南万柳堂图》赠送廉泉，廉泉特意赋诗四首以表谢意。此图上有常州文坛耆宿汤贻汾（雨生）的题诗，指为临摹松雪（赵孟頫）《万柳堂图》。其实汤氏误将清代阮元（伯元）在家乡扬州所建的别墅园林南万柳堂，当成了京师廉氏万柳堂。廉泉在答谢诗中说：“拈花寺里人何在？邵伯湖西迹未磨。”又说：“南北两堂成一瞬，芦花如雪不胜悲。”可见他对万柳堂的沿革变迁还是了然于心的。

　　诗意生活向往

　　在致刘若曾的信函中，廉泉依据清朝徐釚（电发）的《词苑丛谭》，转述了先祖在万柳堂宴请赵孟頫等人的雅集情况，特别是解语花演唱《小圣乐》的场景，并全文引录赵孟頫的即席赋诗，也即见于《万柳堂图》的题诗，其中有句云：“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客，步随芳草去寻诗。”徐釚的这一则词话，最早出自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而陶宗仪正是赵孟頫的外孙女婿。他披露此次雅集的若干细节，补录赵孟頫诗文集刊落的诗作，都是情理中的事。无论《万柳堂图》是赵孟頫原作真迹，还是后人托名而作，《辍耕录》的这一条记述还是可以采信的。

　　歌女解语花的事迹，在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中也有记载。该书约成书于至正二十年（1360），书中记载歌姬117人，解语花位列第四，应是其时的当红花魁。书中说：“解语花姓刘氏，长于慢词。”万柳堂宴客，她“左手持荷花，右手捧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诸公喜甚”。《小圣乐》原名小石调曲，元好问（遗山）所制，为青楼名姬广泛传唱，其中“骤雨打新荷”一句最为出彩，便成了此曲的别名。廉野云宴客唱曲的故事，加上赵孟頫诗文和《万柳堂图》的烘托，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段佳话。600年后廉泉答谢赠画《南万柳堂图》的诗，犹言：“遗山曲谱分明在，不见当年解语花。”

　　赵孟頫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画名虽然不及书名，但变革南宋画院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后世文人画的新画风，故有“元人冠冕”之誉。《万柳堂图》如果确为赵孟頫所作，那么画中描摹的景物就是廉氏万柳堂的实景。有研究者不仅根据画中人物的服饰、神态，分析元代文人雅集的特点，并且还原万柳堂的园林格局、建筑形态和环境特征，包括亭台曲径、柳林花丛乃至栖息于池沼的丹顶鹤。而如果该图为明人伪作，那么为了逼真，也必然会参照古画加以描摹，以符合内容意涵和形式特点。无论如何，这幅画作及其所负载的历史故事，对于研究元明文人造园和文艺雅集，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廉泉致函刘若曾寻访《万柳堂图》，是他由京城回南、“移家海上”之后，并筹划在上海构筑小万柳堂之时。所以，他急切想要寻找《万柳堂图》，既是基于对先祖的崇敬，对古代文士诗酒雅集的向往，也有着仿照图卷构画自己园林别墅建筑的意图。事实上，早些年间廉泉即请画师吴观岱画过一部《小万柳堂图册》，并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熙）题诗，光绪进士贺涛（松坡）作记。这一图册可以看作是廉泉建造小万柳堂的一组蓝图。但他也说，此“不过以意为之”，并没有历史上万柳堂考证的依据。并且这本图册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失落，不可复得。好在就在廉泉回到上海的两年后（1906），曹家渡帆影楼建成，这意味着小万柳堂的诗意栖居打开了新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