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必成 文｜
无锡博物院搬出“压箱底”宝贝，举办“金匮遗珍——无锡博物院典藏精品文物展”。展览特撷取院藏精品文物60余件，以书画的灵韵与器物的质美为经纬，铺陈吴越大地的历史长卷，于尺幅与器用之间，遇见无锡文脉的前世今生。本次展览中，重要展品之一是“元朱元璋行书手谕卷”（俗称《吴王手谕》）。是的，你没看错，是“元”朱元璋，而非明代。这并非无锡博物院的失误，而是学术的严谨。
这是“吴王亲笔”写给“左相国徐达”的手谕，内容涉及“张寇首目”越狱事件。“张寇”即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史载，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灭陈友谅后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冬十月发动对张士诚的作战，命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攻取淮东、泰州一带。次年八月，他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攻打浙西并包围苏州。这篇手谕便与一桩离奇的越狱案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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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达打了胜仗，活捉了大量张士诚的亲信部将。朱元璋起初命令抓到这些高级将领后不要马上处置，主张优待俘虏以瓦解敌军（如泰州5000名俘虏获赐衣粮安置）。但在押解途中，这些败军之将集体越狱成功，逃至龙湾，还劫走徐达大军的军需船只扬长而去。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奋笔疾书这封书信，快马加鞭送到前线徐达帐前。手谕中“军中典刑”即就地正法，此次越狱事件暴露了押送风险，加之张士诚部抵抗激烈，促使朱元璋转向铁腕政策。
手谕内容如下：“吴王亲笔。差人赍至军前，教左相国徐达知会：今后就阵获到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来，就于军中典刑。近自十月二十五日二更二点，都督府断事牢内所禁张寇首目二十四名，将牢子打死，逃出城外。至龙湾，二更时分，将一只解军需的船拿去。随时根捕，至龙湾发快船根赶，必是可获。今后不必解来。”
文意是告示手下大将徐达，日后擒获敌寇不必再押解回来处理，可直接在军中就地处决。这份手谕中出现了两个“根”字，一处是“随时根捕”，一处是“发快船根赶”，这个“根”字似乎不好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文化不高，写了俗体字，应理解为“跟踪”的“跟”，明代的王世贞便持此观点；还有观点认为“根”字通假为“发狠”的“狠”；另有专家认为，朱元璋的“根”是“追根究底”的“根”，与“斩草除根”意思一致，凸显其杀伐的雷厉风格。手谕内容为纯粹的大白话，显露出朱元璋草莽出身的本色，而手谕背后则是历史的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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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段题外话，苏州被攻下后，张士诚的政权只剩下两个据点，一个是南通，一个是无锡。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争夺无锡城时，张翼以平民身份自告奋勇劝降张士诚部将莫天佑，使无锡城免遭屠城，百姓得以保全。无锡人代代不忘张翼的善举，明代在惠山古镇建立张义士祠，清乾隆三年又重建。一边是吴王的雷霆手谕，一边是义士的化剑为犁，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选择，在无锡这座古城完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一直担忧吴地百姓造反。传说他派军师刘伯温到无锡踏勘，刘伯温深感惠山九曲似龙，气势不凡，是真龙潜形的气脉，正如此前苏轼写惠山时所言“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于是，刘伯温命兵丁在惠山一带开山挖井，断水源、破龙脉；又命能工巧匠采来九龙山上的石头，凿成九个石龙头（又称石螭首）。螭是龙生九子之一，善喷水降雨，却永远不能真正成龙。刘伯温用心良苦，将石螭首安放在惠山九个泉眼处，龙泉水汩汩流出，再也无法聚成龙形，只成了徒具龙形的顽石，不会再与朱元璋争天下了。如今惠山古镇仍能找到九个石螭首，但并非传说中刘伯温所安，其中二泉下池的石螭首，是明代弘治初年（约公元1488年）的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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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4—1368年，朱元璋称吴王。这件手谕未署年月，据事件分析，应写于这一时期，有学者认为具体时间在1366年十一二月间，当时明朝尚未建立，因此手谕断代为“元”。这幅手谕为纸本横幅，纵三十五点九厘米，横五十八点七厘米，共十四行、一百十八字，尾署花押。手谕真实反映了朱元璋的书法水平：卷首初为楷书，后渐趋行书，笔墨亦逐渐放纵，用笔自然粗率，以侧锋为主，略带颤笔，显雄强之气，却少提按变化；收笔处锋芒毕露如刀砍斧劈，有的字末横略作波磔，显隶书遗意，但笔法单一，点画稍欠法度，章法不甚讲究，难免生硬。纵览全卷，笔力坚挺，稚拙中不乏健拔，或许因书写时纯出于自然，反倒不拘绳墨；后半段尤为豪放，字形多取方正，拙朴自然，以力代法，类似元代公文楷书的实用化处理，将军事文书的果断作风融入笔端，便于识读却少艺术性。
朱元璋书写时率意而为，字间距宽窄不一，显露出即兴书写的随意性，自然无饰，涂改痕迹真实记录了书写过程，具有历史文献价值。整体如散兵列阵，少一气呵成的贯通感，不过生拙自然，趣味性更足。朱元璋的书法后来愈发精进，收入《四库全书》的书法史重要文献《续书史会要》称：“太祖神明天纵，默契书法。御书‘第一山’三大字于凤阳龙兴寺，妙入神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也言：“太祖书雄强无敌。”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总结出其书法特点：苍健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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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很少有人比朱元璋出身更贫贱。他生于农民之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家人不少被活活饿死，正如《明太祖实录》所记“家贫不能自给”。朱元璋年轻时经历了许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的不幸，做过和尚、乞丐、帮佣，尝尽百般苦楚。出身寒微的他并未接受良好教育，没机会去私塾读书，直到从军后稍安定，才开始恶补知识。
在很多人看来，朱元璋应是大字不识一个，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英雄不问出处，人的学力来自终身学习。修《明史》的清朝史臣就认为，朱元璋的很多文笔达到了“文士顾不及也”的水平。这份《吴王手谕》是写给特定对象的简洁口语体，而他即位后为曾栖身的皇觉寺所写的《皇陵碑》，则是典雅规整又不失英雄霸气的碑铭之文，远超过原先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从《吴王手谕》到《皇陵碑》，可见朱元璋学习文化的刻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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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手谕》这件文物流传有序，曾著录于明人王世贞（1526—1590年）的《弇山堂别集》、清初顾复（17世纪）的《平生壮观》及《石渠宝笈续编》等。本幅上钤盖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清宫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等收藏印章。朱元璋并不以书法见长，据说其存世墨迹仅三件，即《大军帖》、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跋文及无锡博物院的这件手谕，前两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至于这件文物如何被无锡博物院收藏，还颇有一番周折。当年末代皇帝溥仪等人出逃吉林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执政、牵线木偶，带走了一批紫禁城的珍贵文物，并从伪皇宫窃携藏品投入市场获利。无锡人薛处（满生）是伪满洲国日军翻译，毕业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热衷于书画鉴藏，常流连于书肆、古玩店铺，趁兵荒马乱低价收购了一批故宫内府旧藏。据考证，这件手谕便是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长春书肆地摊购得的。
此外，他还收有五代杨凝式《韭花帖》、明董其昌《岩居图卷》、清郑板桥《兰竹图》等。后来，薛处回到老家无锡，本想隐藏历史污点安度余生，却在建国后因汉奸勾当锒铛入狱。清抄薛家时，发现了不少珍贵字画古玩，这件《吴王手谕》便在其中。据无锡市博物馆老馆长陈瑞农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批薛处罚没文物由无锡市文化局悉数移交无锡市博物馆入藏保管，经中国古书画鉴定小组专家审定，确认这件《元朱元璋行书手谕卷》（即俗称的《吴王手谕》）为真迹，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六百多年的时光，在这方泛黄的纸笺上凝固。当我们凝视这通手谕，仿佛仍能听见朱元璋拍案而起的怒喝，感受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文物承载记忆，历史记录文化。《元朱元璋行书手谕卷》历经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正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即便朱元璋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这封手谕如今会在无锡安家落户，这便是历史的玄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