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尧明 文 |

　　“吴门多才俊”“天下才子，半出江南”，意思都是说江南人才优势突出，自古如此。江南才子的多，有多种原因。

　　原因之一，江南长期偏安东南，而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大多设于北方，尤其是大型战争总是频频爆发于西北地区，而江南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几次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其目的地总在江南。从西晋末“八王之乱”导致的“晋室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导致的北民南移，到北宋“汴梁陷落”导致的“宋廷南迁”，历史上三次最大规模的北方士族南迁，都与地域上的“北乱南安”有直接关系。

　　原因之二，江南才子的多，和江南在发展中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密切关联。江南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壤肥沃，利于垦殖耕种，自隋唐以后农业经济得到全面和深度开发，土地利用和农机利用为全国之最，逐渐成为国家的粮食基地，是名播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乡”，隋朝开大运河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源源不断向朝廷输送来自江南的财富。唐以后，江南已成为事实上的“地居藩首”，韩愈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诗人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多生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杭土丽且康，苏民富且庶”。宋代诗人陆游称“苏常熟，天下足”；范成大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处的“苏杭”指代了整个太湖流域（即江南“八府一州”）作为“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重要价值。

　　原因之三，经济的发达，士族的兴聚，造就了教育的繁盛，形成了博学崇文的价值趋向，为人才辈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的保障。隋唐以后，门阀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学而优则仕”——仕进追求成为崇文尚学的动力。自宋代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州学始，江南大兴办学之风，无锡的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南京的尊经书院，湖州的安定书院等均名闻遐迩，至于家学、私塾、义塾，更遍布江南城乡，由是文风鼎盛，渐为人文渊薮。

　　诞生于江南这块沃土的才子俊彦，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这样几方面——

　　其一，温文儒雅

　　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源头，江南文脉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地。其时，吴越之国，男儿的性情是“好剑”“蛮勇”“轻死易发”，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说“吴人尚武”，显然，早期的吴地“蛮勇尚武”是其强悍的民风。同时，“吴钩越剑，乃国之重器”，亦是当时最受青睐、最贵重的国礼；铸剑技艺最精湛的名家莫邪、干将也因此享有极高的荣誉，今苏州干将路、莫邪路，湖州德清莫干山，均得名于他们。但历经“晋室南渡”及至唐宋，吴地风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尚武蛮勇的民风逐渐演变为崇文重教，南宋时“俗好儒术”“罕尚武艺”已成为主流民风。这种转变，一方面与北方士人阶层大量的迁入、官学私学大量的兴起等有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江达海，河道纵横，太湖包孕吴越，运河蜿蜒而过，是“充满温情和水”的梦里水乡，得水滋润，民生安逸，人性灵动而温婉。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说“水有柔德”，水的灵动和柔性，加上温润柔和的自然环境，培育了细腻生活感官，也决定了江南才子的智慧与温婉。

　　温和儒雅的江南才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博学尚读，求知进取，不仅喜爱读书，且学有专攻，以经史子集为最；亦常有独到见解，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因文化世家云集，得益于“诗礼传家”传统，读书刻书藏书成一时之盛。藏书文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地区文脉的深浅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江南是中国藏书文化最盛的地区，藏书楼最多，藏书家最多，藏书量也最大。无锡胶山、荡口之所以成为铜活字印刷高地，正因为安氏、华氏这些“诗礼传家”的大族。二是多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曾经沧海，历经挫折与磨难，因此对人生与社会有深刻的感悟，翁同龢、顾炎武、范仲淹、顾宪成、高攀龙……，均是如此。三是富有生活情趣，讲究生活格调，追求事业又不忘品味生活，善于在日常衣食住行中发掘诗意。被誉为晚近“四大生活家”的金圣叹、李渔、袁牧、沈复，均为江南才子，他们对雅致生活的追求，是江南雅致精细生活的样板。四是境界高远，淡泊明志，优雅而有品味，具有绅士风度，引领社会高雅风尚，具有宽容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

　　其二，博学多才

　　读书风气盛，使得江南走出了无数大家名人，在文学界、史学界、书法绘画界、教育界等领域，一片星光灿烂。在书法绘画界，晋代顾恺之创造了中国人物画“以形写神”的范式，被誉为“画圣”，元末明初倪云林确立了中国画清淡疏远的基本格调。

　　历史上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在绘画、书法、文学上都有很高造诣。唐伯虎为四大才子之首，自幼天资聪敏，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喜爱绘画，有极高艺术天赋。唐伯虎31岁开始千里壮游，贫困时以卖画为生，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寅不仅绘画技艺杰出，也有诗歌散文《六如居士全集》传世，是明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无以报国的典型。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有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高，最为显赫。明代状元90人中，江浙两省37人，占41%，属于江南八府的有22人，仅苏州一地就有8人；清代共有状元114人，江浙两省为49人和19人，占60%，应属江南的皖南地区还有10多人。其中江苏的49位状元有47位为江南人。自顺治十五年（1658）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间的14位状元，清一色都是江南人。

　　晚清与民国是江南人才蔚为大观的历史时期，不仅文人俊彦辈出，科技人才也大批涌现。不仅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龚自珍、俞樾、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鲁迅、钱穆、缪荃孙等一大批影响社会发展先驱性人物，伴随留洋学子的大批归来，江南学子在科技界也走出了大批领军性人物，可谓群星璀璨。新中国建立后，至2016年末，共诞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1629人。江浙沪籍的院士为909人（江苏450，浙江375，上海84人），占总数的56%。如将籍贯为皖南（安徽皖南原属江南省，乃江南组成部分）的80余位也算上，比例超过60%。其中，科学院院士数量前十位的城市江南占九席，分别是：苏州（67人）、宁波（56人）、福州（51人）、上海（45人）、常州（41人）、无锡（40人）、绍兴（36人）、杭州（31人）、嘉兴（23人）、南京（22人），除福州外，其余皆是江南城市。

　　其三，刚柔相济

　　曾国藩曾说过：天地之道，刚柔互用。江南文化在从地域边缘走向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冲突与交融中，不仅出现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历史性转型，而且完成了亦武亦文，亦刚亦柔的历史性重构，江南才子也因此拥有了“刚柔相济”的性格禀赋。

　　早在2009年，梅新林教授就指出：内“剑”外“箫”，刚柔相济，是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这一观点的提出，基于他对许多江南文人诗作的分析。清代道光年间，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曾有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功名十五年。”龚自珍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剑”与“箫”的意象，“怨去吹箫，狂来论剑，两样销魂味”，“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清”，由此构成了江南士人秉性中的“刚与柔”的双重结构。辛弃疾的诗词中也同样有“壮怀报国之剑气”“幽情赋诗之箫心”。“剑”与“箫”，刚与柔体现了江南才子特有的文化特征。

　　江南文人大多是“刚”与“柔”的结合体，如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如扬州八怪，大多出身贫寒，生活清苦，清高狂放，书画往往成为他们抒发心胸志向，表达真情实意的媒介，成为展示江南士人风骨的传世之作。

　　尤其是在近代古越绍兴，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邹容等一批光复会中坚力量，在反清排满中组织秘密暗杀，武装暴动以及其他方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主要归因于特定时代风云的激励，但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江南才子所特有的刚柔相济的鲜明特征。

　　其四，家国情怀

　　江南才子自幼浸淫于“出忠入孝”的家族文化中，受到良好家风熏陶，不忘初心，报效家国，多为清官廉吏。“两袖清风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的况钟（江西才子），运回江西安葬，随行只有随身行囊和一些书卷；“两袖清风”的于谦，都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苏州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为官者应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高远的政治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明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撰写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得到全国学者的普遍响应，一时名声大震，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讨论国事的重要舆论中心。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又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社会各个历史转折时期，许多江南才子，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列，敢于直面人生和现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以民众疾苦为诉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国为民，身体力行。

　　江南才子陆游是历史上诗作最多的诗人，一生诗词多达近万首。他的诗词既有温婉情绪表达，也有胸怀报国之志、渴望北伐杀敌、建功立业的内容，甚至临终之际，陆游也没忘记关照家人：“死去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著名的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抒发了作者对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愿望，全词情调激昂，慷慨壮烈，显示出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

　　综上，诞生于江南这片沃土的江南才子，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卓越贡献，在民族艰难前行的历程和江南崛起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就如暗夜之星辰，辉耀于民族历史的浩瀚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