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若江 文 |

　　今日江南，主要是古代的吴与越。也可以说，“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前段和基底，时间上是继起的，空间上是一致的。吴与越也常被同提并论，似乎已无甚区别。不过若细审之，却并非如此。

　　要说清吴越之异同，首先要梳理一下二者的史脉。

　　勾吴古国诞生于公元前1127年左右，周族长子泰伯为让王，从周原南奔梅里，在江南得到土著拥戴，建立了“勾吴”。《史记》称“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越的缘起，可追溯至公元前1913年，《吴越春秋》称，当年大禹巡行天下，回到大越，登茅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葬于此。少康时，封大禹庶子于越，号“无余”。若此，越缘起时间要早吴国800年，但未见确切考据。春秋中期允常继位后，越世系始可考。

　　勾吴的第五代首领周章在任时，正值武王灭商，周章获封吴侯，由此正式立国。但直至十九世寿梦时方有起色，史家评曰“吴国始强”。勾吴在阖闾时期走向了峰巅，夫差前期时疆域扩大到今江淮皖赣、豫东、浙北以及齐鲁南部，成为仅次于楚的大国。从版图变化看，越在周诸侯排挤下不断南迁，西周初先迁至吴中，越王允常时（前538—前497）再迁勾嵊（诸暨），开始崛起，“拓土始大，称王”，《吴越春秋》说“越之兴自允常矣”。

　　春秋后期，吴越对抗。前494年，允常之子勾践败于夫差，遂向吴臣服。正因此，夫差将齐楚视为劲敌，压根儿没把背后的越放在眼里。然而，被耻辱和仇恨激励的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在前481—前475的六年间两度伐吴，致吴国元气大伤。前473年冬，被困两年之久的夫差侥幸突出重围，却在姑苏西北的大阳山被俘获。夫差不愿接受勾践放逐“甬东”的耻辱，遂拔剑自尽。

　　吴的核心主要在苏南浙北为中心的环太湖区域；越则占据着会稽以东浙东南多山靠海之地。阖闾时期，吴越分界线大约在嘉兴一带，导致阖闾阵亡的檇李之战就发生在那里。会稽郡原在苏州，后分南北，北称“吴郡”，南称“会稽”。越灭吴后，尽收吴土。吴越两地“同俗并土”“同气共俗”，有了更多交融。

　　越文化的基底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先越文化”（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中越文化”（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召会诸侯、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和“后越文化”（春秋时期越文化）三个阶段。吴文化则是江南土著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发祥后，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传播至太湖流域。3000多年中，环太湖地区一直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泰伯带来中原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才使吴地后来居上。吴越虽然政治军事对立，但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共同成为江南文化的基底。

　　到汉代，“吴越”已不分彼此。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一直是其稳定后方。五代十国时期，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建立，进一步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晋至南宋的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为吴越文化输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文化。故宋韩淲《涧泉集》诗曰：“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

　　南宋时，吴越文化彻底摒弃“尚武”传统，甩掉“蛮夷”帽子，转而崇文重教。宋元时期吴越文化的优越性已十分明显，在文学、艺术、科学、制造等方面皆远超北方。明中叶后与海外交流渐多，吴越之地通江近海，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萌芽几乎同时在两地发生。明清时江南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康熙“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的诗句正是对江南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吴、越文化在上海发生深层交汇，北承京津，南通港粤，兼收东洋、欧美新思潮，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随着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吴越文化也被最大限度激活，重焕青春。

　　吴越地区多水，水网密布，通江近海，交通便利，百姓善用舟楫，有丰富水上生活劳作经验，吴越文化也共有“水文化”之特质。这种文化灵动智慧、敏察善纳、开放通达、兼容并蓄，善于审时度势，敢于探索，敏于转向，具有鲜明“智者文化”特点。总之，水的许多特征，早已融入吴越人的血脉，化作群体性的个性与禀赋。

　　吴越之地江河湖海的水环境，也孕育了锐意进取、敢于开拓的文化精神。吴国的开凿运河、强兵利器、四面拓疆，越国的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同仇敌忾，都显示了进取图强的精神特质。江河湖海，也成就了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元素，能够包容一切富于生机的文化因子，并不断更新和自我扬弃。晋唐以来，这种开放善纳精神有增无减，在文化重心南移和引领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而言，吴人相守太湖，生活较为安逸滋润，文化也更温润柔和，更善以柔克刚；越人滨江临海多山，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故文化更坚韧，果敢刚劲，敢于冒险，敢于弄潮。

　　吴、越文化的共性，源于地理环境、气候以及生活习性的相似。这种相似性表现在衣食住行、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吴越人皆爱枕河而居，以稻米为主食，同擅蚕桑纺织，善用舟楫。“吴钩越剑”天下名重，精妙绝伦。精良的青铜铸造术，发达的造船业，多彩的陶瓷工艺，以及后来发达的纺织工艺等，皆吴越所共有。吴越也同尊龙与鸟，信奉同一宗教，方言也自成一体。

　　唐代以来，吴越地区社会稳定，望族群集，天下财赋多出于此，韩愈就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全唐书》的描述是“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经济的繁荣，促使望族世家集聚，民风崇文重教。据大数据，秦汉至晚清全国共有诗人近2万人，江苏4382人，浙江3959人，居全国一二，占比42%；吴越地区书院、藏书楼也最多，明代时藏书大家多出于江浙，江苏142位，浙江114位，占全国50%；江浙书画家南直隶553人，浙江257人，占比66%。清代《四库全书》修书时，江苏供书4804册，浙江供书4600册，亦居全国一二。

　　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成熟圆润，反哺中原。苏杭地位极高，才子俊彦汇聚，文化艺术繁荣。江南子弟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占绝对优势。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共诞生596名文状元，江浙状元数占总数的35%以上；清朝的114名状元，江苏49人，浙江19名。至2016年末，新中国1629名两院院士中，籍贯为江浙沪的院士909人，占比56%。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沉湎美色、纵欲轻敌而致亡国；勾践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反败为胜；这些早期传奇似乎早为吴越文化烙印了不同的历史胎记。吴地气候环境优渥，百姓生活较为安逸，民众喜食新鲜鱼虾，口味清淡；而越地靠海，渔汛时大批海产登岸难以储存，故多腌腊。海上捕渔需冒更大风险，所以越人性格也更大胆粗粝勇武。艺术亦是如此，吴地艺术相对古雅柔婉、精致藻丽，如昆曲评弹；而越地艺术则在某些门类还保留了古远朴拙、刚劲苍凉的气息，如绍兴高腔，吼起来竟有西北秦腔味道。

　　南宋时，就有士人提出抗金复国要“以越事为法”，绍兴进士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将越文化特征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隐忍成事”乃古越人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方式，与越王的“卧薪尝胆”一脉相连。这种隐忍、沉着、内敛、坚韧性格，近代以来不乏其人，秋瑾、徐锡麟、邹容、鲁迅等，无疑都是现代越地“士人”代表，被誉为“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既有文人的一面，更有“斗士”的一面。毛泽东曾有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这种“隐忍成事”在今天浙江籍企业家的创业，尤其是温州人的抱团打拼中，也仍可窥见。

　　可见，造成吴越文化差异原因很多，但从源头看二者原生文化就不同。吴统治者乃周室血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越统治者则具有鲜明土著特色，即所谓“文野之别”。吴国自寿梦起，与周晋鲁等中原诸侯交往频繁，在接受外来文明上得天独厚。越地偏于一隅，多山靠海，较为封闭，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越与吴楚相邻，曾为两国属国，为维持自身独立性也不得不采取封闭策略，因而更多保留了古老朴拙、刚劲豪放、带有野性的文化特质。

　　风俗上，越文化也具有更多原始性，先秦典籍载越地民俗“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萁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明显有别于中原的峨冠博带礼乐文明。“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的原始习俗也折射出越人的生存艰险。古吴文化虽有古越人烙印，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变化较快。

　　环境的相对恶劣，造就了越文化英勇果敢、刚健朴拙，但在后来的吴越融合、原住民外迁和北人南移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文化传承主体的改变，越文化也随之而变。越文化形成于诸侯争霸历史情境中，但后来越地不仅远离逐鹿中原的战场，反而成为中原难民避乱之地，大量豪族士绅、文人墨客的涌入，使越文化内涵发生嬗变，文风日盛，终成名士荟萃、人才辈出之地。生活环境的逐渐改善、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文化由俗向雅、由粗向精转变。

　　吴越文化共筑江南，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的演进中二河交汇，早已难分彼此。吴与越的文化是古朴绮丽的融合，是雅俗交融、刚柔相济的产物，正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鸟日同体”，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雕，吴越争霸时期精美无比的“吴钩越剑”，还有后来绚丽飘逸的丝绸，都是文化多元性最具说服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