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桂秋 文 |
一、编诗
无锡一地，自古以来，诗人骚客，代不乏人，而以明清为尤盛。同样也是在明清时代，开始有人编纂无锡的地方性诗歌总集，如明代莫息、潘继芳辑编《锡山遗响》十卷，清代顾光旭编纂《梁溪诗钞》五十八卷，晚清至民国时侯学愈续编《续梁溪诗钞》二十四卷，先后刊行于世。这其中，以《梁溪诗钞》为卷帙最巨、影响最著。
顾光旭（1731—1797），字华阳，号响泉，又号晴沙，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宦游二十五年，历官至四川按察使。乾隆四十一年（1776），顾光旭罢官归里。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开始了《梁溪诗钞》的编纂工作。
顾光旭精擅诗词，著有《响泉集》三十卷，在当时诗名颇著，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蒋士铨曾称其诗“置之大雅堂，唐音尚铿尔”，所以他是一个编选地方诗歌总集的很合适的人选。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顾光旭担任东林书院的主讲多年，这也为他编选《梁溪诗钞》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这样的身份地位更有利于他征集诸家诗集；另一方面，顾光旭后来在《梁溪诗钞》的跋语中说：“自予忝东林讲席，节束脩以次付刊”，可见他是以主讲东林的收入，来用作刊印《梁溪诗钞》的费用。
在顾光旭之前，曾有顾斗光（光旭从兄）辑《梁溪诗钞》，邑人黄世则辑《梁溪诗汇》，但都没有完稿，后来此二稿都归顾光旭。在此基础上，顾光旭广泛征集、采摭相关文献资料，“日与友朋切磋讲论故家旧族之积德发祥者，藏弆书籍之久且富数传弗替者，或遗稿放失而得之丛祠古寺、破瓿败簏者，又或始得其初稿残稿、继又得其晚年手定者，又取其家集家谱，参考确证，于史乘之外，师友渊源，流传有序，足资依据。”（《梁溪诗钞》卷首跋）经过十余年碧落黄泉、穷搜冥索的艰苦努力，《梁溪诗钞》的编纂工作终于在嘉庆元年（1796）告竣。全书中有作品入选的无锡诗人，东汉一人，晋一人，宋一人，唐一人，北宋九人，南宋十二人，元十四人，明三百人，清七百余人，计凡一千一百四十九位诗人，每个诗人都列有小传；所收诗歌总量，则多达二万多首。可以说，《梁溪诗钞》是对古代无锡诗人诗歌创作状貌的一种全景式展现。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诗人有自己的诗歌别集单独刊行外，更多的诗人，如果不是《梁溪诗钞》选录了他们的作品并在小传中介绍其生平大略，则其人其诗恐皆将湮没无闻。所以，《梁溪诗钞》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无锡的诗歌史、文学史乃至整个古代无锡的历史文化，都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
二、埋诗
《梁溪诗钞》编成后，那些当初征集而来备选的大量个人诗集如何处理，便成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诗冢歌》一诗开头几句说：“晴沙先生选诗毕，剩稿横堆三十尺。作何位置费商量，欲焚欲弃心未决。”很生动地表现了顾光旭为如何处理选诗后的剩稿而左右为难、踌躇不定的情景。
正在这时，有个叫贾崧的人出现了。在他的建议下，最终把这批剩稿瘗埋于惠山脚下，成为一个“诗冢”。
贾崧（1758—1803），字景乐，号素斋，邑诸生。孙衣言《礼门先生林老大人八旬寿序》中说：“无锡贾素斋为随园高第”，可知他是袁枚的诗弟子。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所幸清代学者焦循所著《里堂道听录》卷三十六的《诗冢》条，记录了贾崧所写的《诗冢记》，完整而清晰地记录了贾崧向顾光旭建议并最后施行埋诗为“诗冢”的始末经过：
嘉庆丁巳春，吾乡江墨君以所书石刻《诗冢记》遗我。记云：
“每读《昭明文选》，未尝不叹汉、魏、晋、宋之多诗人，而惜其专集之罕传也。盖选者一贤智之任，传诸家之专集，非代有贤智不能。而人事之变迁，尤不一矣。故昭明以后多选家，而专集之亡十常四五。嘉庆元年，同邑顾晴沙先生选《梁溪诗钞》，由汉至今共一千一百有十家，梓成五十八卷。余帙数千，谋所以藏之久远者。崧曰：‘非为诗冢瘗之不可。’先生曰：‘为诗冢如何？’崧曰：‘薰以芸香，函以黄肠，槨以宜兴之缸，埋之胜地，碑以志之，使后之人知我梁溪诗人之集毕萃于此，或有继我而表彰而覆藏者，其传更为远也。’先生曰：‘善。是能为汉、魏以来诸选家所未为者。’于是卜地锡山之阳，聚而封之。时季秋九月十日壬子也，贾崧记，仪征江德地书。”
此文中记瘗诗为诗冢的具体方法是“薰以芸香，函以黄肠，槨以宜兴之缸，埋之胜地，碑以志之”，而“为诗冢瘗之”的目的是“使后之人知我梁溪诗人之集毕萃于此，或又继我而表彰而覆藏者，其传更为远也”。顾光旭采用了贾崧的建议，于是，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在惠山之麓某处筑诗冢，瘗埋这些剩稿，据说其时“吴中文士会其葬者数十家”（石韫玉《诗冢铭并序》）。顾光旭并作《诗冢歌》，勒石为诗碑。这首诗在顾光旭的《响泉集》中未见收录，而至今尚存的诗碑上的文字又多有漫漶不清者。在其可辨读的较为完整的部分中，有“昔人祭诗或岁暮，富贵邃如草头露。行藏欲问倚楼人，冷吟莫负红枫树”等句。
三、题咏
大约是在“瘗诗为诗冢”的第二年，贾崧专门跑到京城北京，征请吟坛耆宿就此事进行题咏。清代著名诗人洪亮吉的《诗冢诗》中有“三千里路走燕京”句，该诗的诗前小序中说：“无锡顾兵备光旭选刻同县人诗为一集，其剩稿贾上舍崧乞得之，为卜地瘗于梁溪之侧。三伏日走数千里为索诗，可云好事矣。”后来，贾崧又请人绘《诗冢图》，并将图与所征之诗编成《梁溪诗冢图咏集》一卷。此集现藏上海图书馆，据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一书中介绍：“集前有《诗冢图》，为嘉庆二年（1797）所作。辑名家所作诗冢歌40首，作者有翁方纲、伊秉绶、石韫玉、法式善、严可均等三十六人，均为当时大家。”
笔者目前尚未及见到这本《梁溪诗冢图咏集》，但经多方寻检，却也已经搜集到了王昶、赵翼、翁方纲、袁枚、余集、法式善、张云璈、潘世恩、洪亮吉、洪饴孙、赵怀玉、吴照、谢振定、石韫玉、吴文照、顾仙根、陈燮、曾燠、沈韩钦等人的相关诗文有三十多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各家对“瘗诗为诗冢”这件事的不同态度、看法，颇堪耐人寻味。
可以设想，既然是应人征请而作诗为文，对“瘗诗为诗冢”之举，自然是肯定称许的多，从正面着笔的多。谢振定《梁溪诗冢图咏跋》中表示，顾光旭经过严格甄选，已经把各家诗作最精华的部分汇为一编，选剩下的便没有什么价值了；将其瘗埋之，反倒是在保全作者的名声，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心”。石韫玉的《诗冢铭并序》说瘗诗之举“若古人掩骼埋胔者然”，也认为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心”。
王昶的《题贾素斋诗冢帖》一文中，对“瘗诗为诗冢”的用意，进行了两种不同的猜测：“昔黄黎洲先生序《明文案》，谓自有此选，彼千家文集厖然无物，尽投诸水火，亦不为过。素斋其犹是意欤？抑自有此瘗，既免于覆瓿投厕，而蕴蓄演衍之久，又应如珠之有耀，剑之有芒，松之有瑿，枫之有魄耶？”第一种猜测是说，顾光旭编选《梁溪诗钞》，就像黄宗羲编纂《明文案》，既已汇集了最精粹的作品，剩余未选的，便没有什么价值，哪怕“投诸水火，亦不为过”，这和上文提及的谢振定《梁溪诗冢图咏跋》中的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后面一种猜测则是说，将剩稿聚集在一起瘗埋，可以使其避免“覆瓿投厕”的命运，且能聚其诗魂、诗魄。
说“瘗诗为诗冢”能聚其诗魂、诗魄，这是一种很诗意却也很“虚化”的说法，但各家题咏从这方面着笔的不少。如赵翼《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为赋七古一首》：“遂使此邑千才人，诗魂上天魄归地。”袁枚《诗冢歌》：“髑髅台，点鬼簿，团聚诗人无万数。”赵怀玉《诗冢诗有序》：“惟此敛精魂，异彼埋骨肉。”还有人就此生发开去，产生种种有趣的联想，或说是古今许多诗人团聚在一起，便不会冷清寂寞：“古人今人同一壑，万岁千秋不寂寞”（吴照《梁溪诗冢歌》），或说是许多诗人“名心”未已，聚在一起仍可以较量诗艺：“从古名心不肯死，姓氏长教堆故纸。骨虽已朽力可争，所志区区只在此”（张云璈《顾晴沙先生诗冢歌》）……
但是，各家题咏，并不全是“说好话”的，也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如张云璈认为，比之于“瘗诗为诗冢”，应该还有更好的处理方法，能使其长久保存，比如说可以将其藏入锡山龙光塔中：“我闻嘉会惜未逢，今请一言陈贾公。昔人有诗集，曾藏佛寺中。何不将此置之龙光塔（锡山塔名），呵护仗彼诸天功。旃檀香辟蟫蠹走，波罗巾拂煤炱封。安知五十八卷无人续，来补先生所不足。”（《顾晴沙先生诗冢歌》）潘世恩则认为不同的选家，各有各的目光、标准，不同意那种认为未入选的作品便无价值意义的看法：“选家意见各区别，沧海岂必无珠遗。”（《诗冢歌》）
非常直截了当表达自己对瘗诗之举的不同意见的，是小顾光旭十二岁的邑中人士秦瀛。秦瀛当时在外地任职，听说此事后，特作《与顾丈响泉书》寄给顾光旭。在此信中，秦瀛一方面称赞顾光旭“殚数年之苦心，搜罗采择，发潜阐幽，人系以传，登之枣梨，甚盛举也”，另一方面则认为他“不宜听后生小子无知之言而有是举”，因为这些征集来的各家诗集，往往是“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应听其自存自亡于天地之间，不应举而弃之土壤也”，所以秦瀛认为应该在《梁溪诗钞》编成后，将那些征集来的诗集“一一还之”。写到这里，秦瀛不觉情绪有些激动起来，用了比较激切的口气质问历来被自己尊为前辈的顾光旭说：“今先生欲不朽之，而又欲速朽之，何欤？”
行文至此，笔者作为一个文史研究者，不禁心生感慨。说选诗之后的剩稿便无价值，这种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顾光旭编纂《梁溪诗钞》，于乡邦文化功莫大焉；但对于那么多的选诗之后的剩稿，在当时如能找到一种更好的保存方法而流传至今，又该是一笔多么珍贵的文化财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