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树德 文 |
新中国成立前后，苏北盐城、兴化等地的农民因多年战乱，遭天灾人祸背井离乡，陆陆续续来到江南水乡，一家几口人依仗一条小木船，在村头巷尾的河浜里打鱼求生。数十年来，在无锡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渔民们陆续上岸定居，和本地居民一起艰苦奋斗，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日新月异的江南水乡新农村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上岸
渔民的家就是船。
渔民的小木船闯过天堑长江后，沿锡澄运河一路南下，先后有百余船只捷足先登紧挨白荡圩（运河水面宽）的原石塘湾镇。他们的夫妻船在村头巷尾的小河浜里作业，丈夫在前面开船、下网、收网，妻子在后面把鱼从网上摘下来，分拣、放到甲板的活水舱里。有的人家丈夫在船头下网，妻子在船尾撑船，脚踩棒槌，发出“嘭，嘭，嘭”的响声。此时，孩提时代的我和村上的小伙伴一起顾不上吃早饭，跟着船儿边走边看，银光闪闪的鳑鲏鱼在网里欢蹦乱跳。听大人们说，凌晨时分，正在睡觉的鱼儿被响声惊醒了，起来活动，被渔夫逮个正着。这样的捕鱼方法，称作“敲鳑鲏”。渔民大多数凌晨一两点起床捕鱼，大清早拎着收获上集市场换点小钱，养家糊口。漂泊的渔民生活无保障，打鱼大部分的时间靠运气。“我们的米箩是挂在人家门上的。”这是渔民的自嘲。
那时候，水还清，有甜味。渔民渴了就喝河水，从来不煮过。他们不知道，水里有一种寄生虫，小虫一旦侵入人体后，寄生在血管里，便患上了血吸虫病。渔业队干部记得，七十年代，老一辈渔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挺着大肚子全身浮肿。石塘湾卫生院曾救治七十名血吸虫病者，医药费全由国家负担。
1960年，尽管物资匮乏，政府还是优先拨给砖瓦、木料等建材帮助渔民，在吕口桥畔建造了一批平房。于是渔民岸上有了自己的家，白天打鱼，晚上回家休息。摆脱了夏日船舱热如蒸笼、冬天风吹船儿两边摇的困境。
立志
石塘湾镇辖区小，渔民多，水产资源匮乏，影响着渔民摆脱穷困潦倒的困境。渔业村因势利导举行“鼓干劲，争上游，大力发展渔业生产”的动员大会。在会上，“要改变贫穷面貌，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位见过世面的年长渔民说，“大海辽阔，有生产潜力，出海去路不远，应该到海上闯一闯。”他的话语道出了渔民的心声：人穷志不短。村里在政府优惠贷款的支持下，购置两艘60吨位的渔轮，由数十名精兵强将组成一支海洋捕捞队。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渔民发扬拼搏精神，多次远征出海，南下浙江舟山，北至青岛等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每次总是满载而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锡首屈一指的乡镇级海洋捕捞队居然海捕成功，实现了水产生产一定要走在全县前列的豪迈誓言。它令锡西地区乃至全县刮目相看。
吃尽漂泊之苦的渔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淡水作业也搞得风生水起。年长的渔民在太湖、阳澄湖等地捕捞“三白”（白鱼、白虾和银鱼）等水产。年轻的渔民辗转周边地区的骆马湖、洪泽湖、鄱阳湖等大大小小的水域，进行捕捞作业，渔业生产蒸蒸日上。
捕养结合，发展河塘养殖。当政府建立“四乡”联圩防洪后，在联圩内水域，渔民投放成本低的鲢鱼和草鱼苗，加强管理，成鱼产量稳步上升。七十年代期间，水面宽、水草丰的大丰丼一网捞起两万多斤鲜鱼。成鱼产量逐年提高，渔民也随之增收了。
千方百计利用水面筑成鱼池，放养卖得起价的鲫鱼、鳊鱼和青鱼幼苗。当改革开放进入第八个年头时，渔业村已拥有610亩水面（其中鱼池80亩），年产成鱼130吨之多。
六七十年代，物流主要靠水路。渔民承接石塘湾、秦巷等地的供销社商店的运输任务。有时候，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有时候，是生猪、兔子等农副产品；有时候，又是油盐酱醋、布匹和棉花等生活日用品。先是人工木船，后改用跑得快、装得多的水泥机动船，提高了劳动效率。渔民冒着严寒酷暑，不顾路途远近，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顾不上休息，为集体创收。
七十年代，锡西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渔业村乘势而上，也办起了小工厂。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办起了针织手套厂等多家企业，办厂规模越办越大，销售利润稳步上升。
有志者事竟成。渔民的眼界宽了，生财之道多了，渔民的生活似芝麻开花节节高。
创业
北阳湖位于洛社镇最西端的直湖港畔。名为湖，实是低洼的芦苇荡。1968年，原杨市镇组织36户漂泊的渔民和90名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北阳湖南部安营扎寨，每户渔民安排8架屋的居所，年轻人住集体宿舍。
初冬时分，芦苇荡里寒气逼人，红湖农场的成员和七八个村的男女劳力一起，投入砍伐芦苇的劳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年轻人一马当先，渔民和村民你追我赶，一望无际的芦苇倒下了，收获的芦苇为农场柴禾短缺解了燃眉之急，可以制作建材的芦苇杆增加了集体的收入。
在芦苇荡翻土，土黏，芦苇根密密麻麻，人称“切年糕”。那时候，没有农业机械，全靠一双手和原始工具。勤劳的人们面前无困难，大家手持铁铲，硬是把“年糕”一块块切下来，芦苇根长得多深，泥就挖多深，人们以退为进，一米、几米、十多米……那些日子，人们向大自然要地，大清早，踩着浓霜上工地；中午，在工地上支锅做饭；晚上，冒着刺骨的寒风收工。原农场干部记得，当年围垦竟投入万余劳动力。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人们从疏松的土壤里捧出“真金白银”后，垒田埂、修农田、筑水渠，战天斗地一冬春，荒滩变农田。
在农场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渔民和年轻人同心协力，一起打赢了改良土壤、消灭病虫害、抗洪排涝等三大硬仗，农田变成稳产的良田。粮食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农村实行改革后，渔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扬眉吐气，能够为自己的家园劳作而意气风发，种田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除了口粮和种子，16年累计上交国家粮食多达200多万斤。满目荒凉的芦苇荡尽展新颜。
对以船为家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十多公里长的锡溧运河花渡段，水面宽，水草丰，是天然的渔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上运输日趋繁忙，水质也渐差，鱼儿越捕越少，为了保障渔民的生活，原洛社镇以优惠价回购了渔民的机动渔船，安排50多户渔民西进北阳湖北部洼地，改“渔业合作社”为“红湖渔业村”。渔民住上政府出资建造的新瓦房。勤劳的渔民有志气，硬是在低洼地挖出了一口口鱼池，挖出的土修农田，努力奋斗几春秋，红湖呈现出鲜鱼满塘，菜花金黄，稻谷飘香的一派美好景象。昔日的北阳湖，换了人间，农副工业齐发展，安居乐业新天地。
读书
渔民文化少。百余户渔民中的成年人具有初小文化的仅3人，其他都是文盲。当年，一是因为穷，二是船儿流动大，孩子无人管，因而渔业村的学龄儿童都没有上学。“长一辈渔民的文化水平令人吃惊，如今，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在孩子们身上重演。”时任镇文卫办负责同志坚决地说。经过协调，村镇两级负担孩子的书本费和生活费用，孩子的食宿由学校负责管理，很快20多名学龄儿童就读石塘湾中心小学，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渔民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文化学习。
红湖渔民识字的也寥寥无几，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村里的财会人员也是外聘的。镇里挤出教学经费，开办一所红湖渔民小学，办学10余年。200多名学生读完初小继续升入完小读书，同时，镇里就近开办扫盲班，50多名中青年摘掉文盲帽子。为推广科学种田，使用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打下了基础。渔民自己不识字，希望孩子靠读书走出渔村。崇文重教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影响很大，至今渔民子女出了5个中小学教师，一个医大毕业生在区人民医院工作。
乔迁
上世纪80年代初，渔民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住房成了萦绕在渔民心中的疙瘩。吕口桥渔业村南挨京杭大运河，北依沪宁铁路，空间狭小，船只进出，8架屋住房远不适应现代生活。人们怎么会忘记是党的帮困政策，让渔民如愿以偿易地新建住房。
高桥新村位于梅泾村最东边，占地58亩，居住近200户人家。绿树掩映的村庄里，空气特清鲜。家家一律色青瓦白墙的二层楼房，铝合金门窗的居室里舒适又惬意。村道、家前屋后场地上一尘不染，好像用自来水清洗过似的，村头巷尾的垃圾桶旁不见一丁点垃圾踪影，渔民的生活陋习彻底改变了。白天，年轻的村民开着汽车去上班；夜里，人们枕着高铁进入梦乡。饱经风霜的村民笑逐颜开，尽享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如果没有党的扶贫帮困，没有改革开放，恐怕我们如今也只能以船为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老村支书深情地说。
农村改革后，经济好转的渔民翻造楼房，改善住房条件，子女成就再造新房；新世纪初，重点防洪区域的红湖农场，随着第二批16户村民的搬迁，实现了全村搬迁，成为张镇安置区的居民。红湖渔业村由于洛社工业园区扩容，64户人家入住正明安置区，村民住上高楼大厦，电梯上下多方便，宽敞的居室里家用智能电器一应俱全。家庭物质富裕，人们安居乐业。免费的“幸福直通车”开到家门口，购物、取钱、看病多方便。看病有医保，老年人月月领养老金。“感谢共产党，圆了我们的小康梦。”村民由衷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