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外孙女去南京上大学，临行前我嘱咐再三：努力学习，打好基础，争取考研。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从读书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我们这一代读书并非易事，在教育普及率较低的年代，从小学到高中要层层筛选，能上大学者属于凤毛麟角。我读中学时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

　　1964年，我和上百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二年公社文书告诉我，当年江苏函授大学面向下乡知青招生，有农学和畜牧兽医两个专业，有意向的可自愿报名。我喜出望外：当新农民嘛，当然是毫不犹豫学“农学专业”。回家路上，同行的社员告诉我：“前天，老李头家已养了三个多月的猪死了，一家人围着死猪直哭。”要知道在贫穷的年代，养猪是社员唯一的副业，它寄托着全家的希望。我震惊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畜牧兽医对社员的意义也许更重大，我决定返回公社办公室改专业。

　　函大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除了课本外，每月我们通过“江苏函大通讯”和学校取得联系。函大老师们布置的作业，我们完成后通过信函寄回学校。每天晚上是我学习的黄金时间，晚饭后美孚灯就亮了，开始了我珍贵的“大学生活”。尽管隔墙的两头老牛不时传来嚼草声和“呼啦呼啦”的喘气声，但我全然不顾、充耳不闻。那专注的程度，仿佛自己已进入了北大校园。冬天还好，多穿些衣服就行了；夏天就苦了，闷热难耐，蚊虫的攻击防不胜防，我只能扎个稻草结，拔上一把青草点火熏烟，用来驱赶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

　　除了自学，江苏函大还每年组织面授，中小学放寒假是我们集中面授的最好时机。我清楚记得第一次面授是在宜兴二中（现在的老干部大学），我们自带棉被和生活用品，教室里垫上稻草，铺上被子就是学生宿舍。我们畜牧兽医专业的学员虽然只有三十多人，可老师就来了五位，分别来自北京农大和南京农学院。课堂上我们不仅学习书本知识，还对动物进行解剖，到附近的铜峰大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教学气氛活跃，师生关系融洽。

　　平时我十分注重实践，每年春秋两季主动配合公社兽医站开展家禽家畜的普查和防疫工作，结合课本虚心向他们请教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特点和治疗方法，从他们的经验中吸收新知识，并从兽医站购置了注射器和常用药品，以防万一。一天，我刚收工回来，永兴队的社员老张匆匆找上门。他家的猪已一天多不进食了，躺在圈里不肯起来。他跑了五里多路到公社兽医站，站里仅有的两名兽医都出诊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听队长说我正在函授大学学习兽医，希望我去看看。永兴队离我们知青住处仅300多米，一会儿就到了。我打着手电筒跨进猪舍，抚摸猪耳根，手感告诉我猪正在发烧。检查全身，发现腹部腿部有红色肿块，这是猪丹毒的典型症状。我及时给猪注射了抗菌素。第二天我上门回访，老张笑着告诉我猪早上起来吃食了。我继续给猪用了药，并告知相关注意事项，临走时老张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

　　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的阶段，我向江苏函授大学提交了最后一份作业——毕业论文。二十多年后，我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学历审查考试，并收到了一份迟到的礼物——大学毕业证书。（周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