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今人眼中，报纸已成标准的“故纸堆”，如果要追踪新动态、新消息，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拿起手机、输入关键词，然而时间倒回晚清、民国，报纸则是当时最时兴的“新媒体”。如同今天各类短视频成就了西安、成都等网红城市一样，晚清民初，无锡地方经济的发达催生了本地报业的勃兴，据《江苏省志·报业志》记载，“建国前，无锡和苏州两地都曾出现过300多种报纸”，加上各类新式教育的助推，让无锡在民国时期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民国网红城”。

　　报业的勃兴与地方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近代以来，或者更为严格地说是明清以来，无锡作为江南地区各类商品交换的重要集散地，逐渐奠定了自己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无锡地区知识分子的思想相对较为活跃，在近代历史上，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推动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裘廷梁即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人，而他的一个创举，就是创办了《无锡白话报》。

　　裘廷梁与《无锡白话报》的创办

　　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该报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在不到一年内，《无锡白话报》于1898年5月11日创刊，创办人是裘廷梁与顾述之、吴荫阶等人，报馆设在无锡城内的沙巷9号。这也是无锡近代历史上第一张报纸，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全国创办的第三张白话报。

　　《无锡白话报》的出版持续时间并不长，算上之后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的时间，从1898年的5月开始创办，到该年9月就已停刊。所刊载内容以支持维新、推动变革为主，与其说承担了反映社会变化的职能，不如说更多继承了古代中国书籍之传播思想、小说之记事的功用，报纸主要设有“五大洲邮电杂录、中外纪闻、无锡新闻、海国丛谈、洋报药言、海国抄喻、史地知识”等栏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无锡新闻”栏目中，首期《无锡白话报》登载了《女学将兴》《白话大行》《亚洲废物》等文，细细读之，与今天所看到的“新闻”有天壤之别，倒与明清小说有几分“神似”。以其中的《亚洲废物》一文为例，裘廷梁夹叙夹议，记述了自己在听闻别人夸赞其所书匾额后，对“读书人”三字发出了一通议论，并自取了一个别号为“亚洲废物”，文章不过百余字，有人物、有情节，也有作者自己的感受，但与今日讲求“5W1H”等具备各要素的新闻全然不同，与其说是一则“新闻”，不如说是一篇“博客文章”，在视角上也采取了以记叙者为主的第一人称来描摹整件事，与那种冷静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显得格格不入。

　　在形制上，《无锡白话报》更近于书籍，以16开线装本出版，每5天出版一期，每期14页，由无锡萃新时务书室活字排版、毛边纸印刷。由于其采取的是书页式，所以，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将《无锡白话报》归于“杂志”而非“报纸”，而将其后由秦毓鎏、孙保圻、吴廷枚、蒋曾燠等于1909年创办的《锡金日报》列入了“日报”之类。

　　裘廷梁的办报初衷与下层视角

　　追溯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的初衷，通常认为以裘氏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为起点。不过，更为确切地说，应以裘廷梁与《时务报》同仁的交往为起点。1898年，就在《无锡白话报》创刊后的几天（即1898年5月20日），《时务报》就刊登了裘廷梁所撰写的《无锡白话报序》，裘廷梁进一步声明自己之所以办“白话报”主要因为想以“空谈”（也就是舆论）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

　　在创办《无锡白话报》前，裘廷梁的一号方案恐怕并非是由自己独自办报，而更可能是想借助《时务报》的力量，在无锡本地办一份能够被下层社会所接受的报纸。这一点从裘廷梁与汪康年的通信可见几分端倪。彼时，上海《时务报》初办，在无锡设有“售申报处”和“北门城内太平桥南堍王宅”两处售报点，裘廷梁在接触该报后，于1897年6月23日，到上海拜访了汪康年等人，并在该年6月至7月间，与报馆同仁密切交往。在返回无锡后与汪康年的书信往来中，裘廷梁明确提出《时务报》增设“浅报”的建议。所谓“浅报”就是以更为通俗的语言来书写报刊内容，之所以有此建议，是裘廷梁基于自己的观察所得。他将自己作为《时务报》的一名读者，对当时《时务报》在无锡的传播做了大致统计。虽然当时《时务报》的销量确实不错，但是，裘廷梁指出在无锡能够看到《时务报》的“士约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时务报》依然只能影响到少数知识精英。

　　我们推断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梁启超等人经常活动于京城和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地方即使放在今天，都是所谓“一线城市”，但是，如果想将新思想传播出去、进而推动社会变革，仅仅将眼光盯在这些“大城市”、盯住上层知识精英是远远不够的。裘廷梁由于身处无锡县城，因此，在看待某些关键问题上，裘廷梁就具备了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视角，其提倡办一份能够被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所接受的报纸，最为实际的考虑就是在本县城能够形成对维新、对洋务有更多同情的舆论，而地方精英群体较之长期出没于庙堂的上层精英而言，往往思想更趋保守，其能够接受的内容势必更需“接地气”，因此，办报者就必须在写作内容和采纳的形式上有所改变，这一建议也成为其后裘廷梁创办“白话报”的一个起点。

　　裘廷梁的“朋友圈”

　　与“白话报人”们

　　裘廷梁之所以提倡白话文，除了对文人传统中一直存在的“文言一致观”的继承外，还有通过白话文来拓展受众群体的意图，以此来为刚刚兴起的维新运动提供更大的社会支持。而这一举动也被后期胡适、陈独秀等人接受并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

　　裘廷梁本人在1885年乡试中举后，入京会试两次未中。正因有了举人身份，且有进京会试的经历，裘廷梁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有了一定交集，也就是说，成为了一个更为广义的知识群体中的一部分，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找到了实现自己儒家理想的通道，即通过开通民智与变法维新来实现对改变自1895年以来中国的“颓势”。要实现这一目标，知识群体乃至整个中国国民的共识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裘廷梁不仅自己身体力行通过办报来推动变革，同时以办报作为纽带，凝聚了一批无锡的新型知识分子，构建了一个“新型朋友圈”。

　　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对当时裘廷梁个人的“朋友圈”进行全面扫描，不过，从可以找到的一些书信材料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严复就曾特意引用过裘廷梁关于“牛体马用”之说，用以批驳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而与汪康年、梁启超等《时务报》报人群体的交往，更是直接促成裘廷梁办报的重要动机。

　　裘廷梁与当时的杨模、邓濂、秦敦世、秦坚、杨楷、华世芳等人并称为“梁溪七子”（注：另有一说为裘廷梁、杨模、邓濂、秦宝玑、秦敦世、杨楫、华蘅芳，不过无论何种说法，裘廷梁均位列其中）。这些人均为追求进步的地方知识精英。

　　在《无锡白话报》办报的群体中，除了著名的女报人——裘廷梁的侄女裘毓芳记载在册外，还有丁梅轩、侯鸿鉴、顾述之、汪赞卿等人都参与了《无锡白话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丁梅轩即丁福保（字仲祜），是无锡著名的医学家、佛学家和藏书家。1898年《无锡白话报》初办，丁福保恰在杨模的竢实学堂中任教习。与他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侯鸿鉴（字保三、或葆三），其也曾在竢实学堂任教，在随后的经历中，侯鸿鉴历任江苏、江西、河南、福建四省视学，出任过福建省教育厅代厅长、江苏省教育厅秘书和四科科长，并在上海、厦门、泉州、苏州等地的学校当过校长，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有趣的是，他还在当时做了一场少见的环球旅行，最终汇成《寰球旅行记》一书，其中记述了当时的全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顾倬（字述之）则是无锡师范的首任校长。按记载1872年1月27日出生的顾述之在其21岁时考中了秀才，后肄业于东林、南菁书院。1902年，顾述之到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年，其参与《无锡白话报》编辑出版工作应也是在其肄业于东林、南菁两校之后、及赴日前的一小段时间。

　　作为办报发起人之一的汪赞卿（即汪廷襄）同样是活跃于地方的新型知识人，在地方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汪赞卿30岁时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辛亥革命成功后，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其后被推选为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调查科长。

　　事实上，除了创办《无锡白话报》之外，裘廷梁还支持无锡最早的新式学堂竢实学堂、三等学堂、东林学堂的开办。裘廷梁还在杨荫杭等人（杨荫杭即杨绛先生的父亲）的鼓动下，参加了由留日无锡学生组织的励志学社；并参加了吴稚晖、俞复、丁福保、廉泉等晚清无锡进步人士组成的“春潮党”，此“党”皆因诸人主要在当时无锡崇安寺中的“春潮茶社”集会讨论时事而得名。

　　《无锡白话报》在1898年9月就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此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开展，作为主要创办者之一的裘廷梁之所以更名，其本意在拓展该报刊的影响力，因为如果冠以“无锡”之名，显然会让人觉得刊物的目标人群只限于无锡地区，而这与裘廷梁等人试图以“白话”来推动维新运动的初衷不符。然而，让裘廷梁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报刊更名后不久，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帝，维新运动的主力或逃或死——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慷慨就义。于是，《中国官音白话报》最后一期就定格在了9月26日，裘廷梁等人试图通过推行白话来促进维新、启迪民智的实践也就戛然而止。

　　｜许松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