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明博 文 |

　　多年前，四月的一天，《散文》杂志的刘铁柯老师自天津打来电话，“我要乘火车到沧州看你，下午五点到。”

　　在此之前，我的散文《北方的河》发表前，因为语言技巧的问题，刘老师来过一封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四页。

　　信末三字——“于深夜”。这让我想到一个陌生的人，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散文编辑，他戴着眼镜，伏在台灯下，写这封信。信至最末，他往窗外望了望，看到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已经黯淡，只有星辰睁大着眼睛。他顺笔写上“于深夜”，然后搁下笔，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继续看稿。

　　我想象不出他的相貌，但这三个字，让我对他对编辑事业的热爱有所体会。认认真真地修改之后，我把稿件回寄过去。

　　五点前，我和文友张祈赶到火车站。在出站口，把一张写有“刘铁柯”三字的纸板，举过头顶等候着。

　　出站口里面挤满了人，我们注视着鱼贯而出的旅客。

　　一位身材高大、花白头发的长者朝着我们走过来。他满脸笑意，走到跟前，问：“哪个是小马？”

　　我应了声，接过他肩上的包，然后，向他介绍了张祈。我们一起往站前广场走。

　　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我一抬手。“我们去的地方通不通公共汽车？”刘老师问。

　　“通。”

　　“那就坐公共汽车，不要因为我来了就乱花钱。”

　　公共汽车上，刘老师说：“来沧州，就是为了来看看你的生活。你寄给我的那篇《父子情深》，看完，我流泪了。你受的苦，让我心疼。”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父子情深》是我的一篇自述体散文，写母亲去世后，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事。

　　我确实受过苦。那种苦，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不是挂在嘴上叫人可怜的。骨子里，我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宁肯“打脱牙，和血吞”。

　　但此刻，我的手在刘老师的手掌心里感受到一种温暖。我不愿意抽出手来。心也被一种无名的温暖所包容。

　　张祈说：“到站了，下车吧。”公共汽车停了下来。

　　此刻，天已经黑了。酒店里，有几个朋友在等我们。

　　晚上，刘老师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但没有丝毫的醉意。他讲散文与人生，我和几个朋友都听得入迷。这时，他提到了我。

　　“小马，来的时候，我和家里商量过了，如果你生活有困难，从今以后，我每月给你些生活费。”

　　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睛直盯着我。那眼神，已经超越了一位老编辑对新作者的关心，而纯粹是一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他的这番话，让我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惊诧了。当然，最惊诧的，是我。虽然是亲耳听他说这话，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我们素不相识，彼此陌生。联系他和我的，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散文作品。

　　我身体中最柔软、最敏感的那一部分，被感动了。

　　此时，我的几个朋友热泪盈眶，说我：“你敬杯酒吧。”

　　那时，喜欢食素、滴酒不沾的我，端着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敬了刘老师三杯白酒。

　　直着脖子灌下这三杯酒，胃里一片火烧火燎。一下子，我仿佛理解了刘老师的心。他如同这透明的白酒，外表平静，里面，却隐秘着火焰！

　　散席后，我们请刘老师住在酒店里。刘老师问我，“你住的地方能容下我吗？”

　　那时，我和张祈合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如果他去，能住下，只是条件简陋。

　　刘老师说：“那我不住这儿，我跟你们住一块去。”

　　恭敬不如从命。

　　那天晚上，我和刘老师聊到了深夜。关于文学，关于人生，关于生活。有些话，我不愿、也不能跟父亲说，此刻，却向刘老师敞开了心扉。

　　之所以不能、不愿跟父亲说，是不想给父亲增加心理负担，不想让他为我担心。之所以能跟刘老师说，是因为我的苦恼需要倾诉，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阅历深的长者指点迷津。

　　不知不觉，聊过了子夜。我怕影响刘老师休息，收住了话题。

　　刘老师说：“你一个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容易，我心疼你。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不要放下你的笔啊！你的未来，你的道路，就在你的笔尖上啊。苦难对于人生也是有营养的。坚持写吧，勤奋写作能够帮助你驱除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相信我，我看好你！”

　　说着，他拉过我的手，又紧紧地握了一下。

　　第二天，我请沧州晚报总编辑刘桂茂一同陪刘老师去旧州镇看了著名的沧州铁狮子。

　　下午，刘老师返回天津。在火车站候车室，在他检票进站之前，刘老师再次拉起我的手，他说：“小马，坚持写！记住：经济上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我可是当真的。”

　　那一年，刘老师62岁，已退休，杂志社人手少，返聘他继续做编辑；我26岁，涉世之初，懵懵懂懂，喜欢读书，爱好写作，心存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