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立群 文 |

　　2021年3月16日，泰州。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给全省各设区市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讲了一件年轻时被前辈“看好”的暖心事。我在现场。

　　28年前的事了，毕飞宇说起来仿佛就在昨天。那是1993年，离他发表处女作也不过两年，还没有在《钟山》上发表过任何作品。一天，他和《钟山》编辑范小天以及某批评家碰在了一起。范小天希望该批评家为毕飞宇小说写个评论。但是，批评家没有答应——只是说“交个朋友吧”。见状，范当场就说：“我告诉你，今天给你机会了，你不写将来要后悔的。”毕飞宇说，那晚他一直没有睡好。倒不是因为批评家不给他写评论，而是他被范小天这位“文学大哥”感动到了。他说，“一个如此重要的期刊的编辑给我如此巨大的关怀和鼓舞，这是文学大哥在鼓励小兄弟往更高的地方走啊！一下子，他让我对未来产生了特别高的期许。”

　　之后，每次碰见有编辑热情洋溢地鼓励文学爱好者，毕飞宇就特别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他已然表现出特别好的才华，那么，即便完全以单纯的文学之心，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助力，让他产生一个客观的评价，知道自己的能力。毕飞宇说，作家是一个极度自信又极度不自信的混合物——写爽了，牛得很；写不爽，狗屎都不是。很少有年轻人真正了解自己。

　　毕飞宇说的是心里话。他曾对外界说，“我在少年时候也写作，只不过没有人说我是少年作家，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也不一样。一个人在青春期写作的梦想是非常强盛的，但你有这个梦想不一定能实现。”作为文学道路上的“小小鸟”，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和赞美，无疑是幸运的。毕飞宇就深切感受到了这样的幸运。毕飞宇成名于1995年，公开资料介绍其荣誉时：第一项为“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里说话》获1995年《人民文学》奖”，可见，这是其文学生涯的重要开端。

　　巧得很，1995年，作为南师大中文系新闻班即将毕业的学生，我曾在南京日报社实习，和毕飞宇在同一个部门。那时候，他并不有名，我也从来没看到过他外出采访，印象最深的，除了伏案写作，就是总见他和部主任马龙在聊天。临别时，我给部门里包括毕飞宇在内的各位老师送了一本相册留念，有两位老师回赠了他们的签名著作，但毕飞宇没有，我也压根没往这方面想。那时，他真的就是一名普通记者。2020年底再见毕飞宇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毕飞宇的真诚令人感动，因为他也这样被感动过。同样被感动过并且同样如毕飞宇一样“携”人不倦的，还有我的同乡徐悲鸿。

　　1916年，上海哈同花园征集“造字圣人”仓颉画像，数月后，收到应征画作百余幅。评选这天，众评委目光被一幅“满身须毛、阔头宽额、脸上重叠四只眼睛”的画像所吸引，作为清末维新派领袖、时人称其为“康圣人”的康有为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想象绝妙，灵气飘逸，劲健神焕，佳为首之。”最后，这幅画被评为头奖。作者徐悲鸿时年21岁，刚从宜兴乡下来到上海，三天两头忍饥挨饿。颁奖这天，康有为对徐悲鸿说：“后生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前程不可估量。”

　　当时，康有为极力倡导美术革命，他曾游历欧洲考察美术技法和现况，认为“罗马画为全欧第一”，而“中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亦当变法”，为此，他多次向政府提出应当派出留学生去欧洲，学习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法，为中国所用。在王国维等人的提议和见证下，徐拜康为师。在老师指点下，徐悲鸿开始独创开放、写实的画风，所创四屏国画“马”，以大刀阔斧的浓墨重笔，捕捉瞬间的豪放技法，改变了传统国画线条单一、景物呆滞的画法，得到了康有为的极大赞赏。

　　1918年初，徐悲鸿带着康有为的信函，赴北京找到同为康门弟子的罗瘿公。罗瘿公在京很有地位，他给教育总长傅增湘写了一封信，请他批准徐悲鸿去法国公费留学。几经周折，徐悲鸿终于得以赴法留学，成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

　　康有为与徐悲鸿的忘年师生情谊，一直持续11年。康对徐的关怀爱护之心可谓至深。1927年，康去世前夕，深情地给徐写下画作评语：“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

　　康有为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哥”。徐悲鸿时时铭记恩师教诲，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心怀坦白，树立起中国美术界一代先驱的光辉典范。

　　自从从事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以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毕飞宇、徐悲鸿们在文艺道路上矢志追求的故事，也深感“大哥”或“恩师”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因为“同事”、同乡的特殊关系，我记述下这两个相映成趣的故事，期许有更多的文艺爱好者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幸运地遇上“大哥”或“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