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克奇 文｜
二观堂主人、无锡胡伦光先生无疑是当今印坛特立独行的一位大家。他的隐逸作风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他对待艺术与名利的良好心态，成就了他在书画印方面的高度。此次，他的《二观堂印痕》出版，实在是众所期盼，是在众人感叹“大雅久不作”之后，印坛吹来的一股清凉之风。风过之处，一定会有更多的知音，发出欣悦的啧啧之声。
胡先生视艺术为生命，他尽情享受书画印研治过程的快乐。除此之外，便无所挂心。他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流到哪里去，不在乎社会上对他作品的褒贬，可以说是没有半点“自恋”，用常人的尺度衡量，是洒脱得有点超凡脱俗了。弟子为他编集印谱，他命名为《二观堂印痕》，大有苏东坡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意味。“痕”者，印章鲜亮莹洁的朱痕耶，抑是胡先生半个世纪艺术探索的足迹耶？两者皆是吧。然而，“痕”是雪泥鸿爪，意味着过去。胡先生不愿意用略具经典或精品意味的“印谱”二字，只是谦虚地把这本“印痕”看作一种以示不忘、可供纪念的痕迹，而我冥冥中又体会到胡先生内心不停脚步、继续有所精进的宏大志愿。
胡先生对待艺术是极其认真的，可他在表达这种心态时或在给学生以指导时，却常常换成了一种轻松的口头禅：“好白相”。如果把“白相”理解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穷措大”式的游戏就大错特错了。“白相”之意涵深矣。镇日沉湎，神魂系之，才算是“白相”；“白相”到神明变化，不可方物，才能称得上“会白相”；视“白相”为生活，一辈子乐此不疲，才会有“好白相”的感受。清代赵之谦是艺术界公认的“会白相”的大师，取得了“好白相”的成果。他诗书画印无一不精，开宗立派，功垂于今。他刻印先从印章之外“白相”起，倡导“印外求印”,胡先生是非常佩服赵之谦的这种学习方法的。
可以说，胡先生自身的博学多能、遐收旁摭的“白相”功夫，玉成了他今日刻印的高度。今就我平日所见所感，试举几桩如下。
书法
胡先生在书法上五体皆能，人所共知，自不待多言。书画印三者，胡先生在书法上用力最勤，故他运刀如笔，同样一波三折，单刀、双刀及冲、切、顿、挑中见笔法、见刀法，曲尽书法线条多变之美。你看他边款中“之”“印”等字的长线条，章法上是得之于汉人摩崖和简牍，刀法的曲折多变得之于书法，都是功力深厚的相机行事，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为之。
胡先生独具特色的金文书法，受黄宾虹“平、圆、留、重、变”笔法的影响，得益于古玺。他在钩摹古玺时，发现并体味其中的涩势。他以带有涩势的古玺文线条，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把殷周秦汉历代篆书临摹个遍，从此笔下无不高妙入神。他认为篆书也是不能将线条写得一般粗细的，积点成线，起伏波折，变化丰富。他用此等功夫反哺于他的刻印，这是常人所未尝有的经验。故此，胡先生常以赵之谦所言“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知刀与石”作为金玉良言来教人以法。
绘画
胡先生爱画，无论是大写意，还是工笔青绿，都有很深的造诣。画的布局理念对他治印时如何分朱布白产生自觉的引导：“印之神理全在虚白处”（边款）。你看他刻的“勇者不惧”，四字分布在四个角上，中间一道宽阔的空白，长驱直入，惊世骇俗，细品之下，感觉只有这样方能与印面的文字含义相匹配。
在学习文人画的同时，他又雅好民间工艺，还曾被相关部门请去编撰地方志的工艺美术卷。这使他的肖形印和造像印取法更为多元，但凡汉画像、六朝造像、敦煌壁画等多有涉猎，甚至家乡流传的纸马工艺、锡绣工艺都在他的取法视野之中。他琢磨其中舍形取神、得意忘象的拙味与巧意。他认为：
“古九方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驵秀。惟真赏者独知之。”（边款）
他不是津津乐道于描头画角，而是追求神隽于牝牡骊黄之外。他借鉴画中的经验来认识肖形印和造像印的创作：
“借山翁名言：‘作画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在不似与似之间，方是真画。'此乃金针度人之语，画家不传之秘也。刻肖形当作如是观。”（边款）
此类印跋都可帮助我们理解他这类印章的用心。近期所刻“十八罗汉”肖形印，大胆落刀，细心收拾，表面看是粗枝大叶，不衫不履，一二神情焕然之处刻画淋漓，别致生动，无一雷同。
字学
治印首重篆法。前人言：“夫篆刻多误，皆因六书未明。”胡先生早年研治《说文》，绝虑凝神、用志不纷。他扎实的文字学功底，有别于文字学家作学理的深研，关注点重在“用法”。他由《说文》“六书”上溯三代吉金，明其源流，从多变的形体中酌取最适合艺术表现的成分。所以，他能一眼看出别人（也包括古人）篆刻中用字的纰漏。同时，他也并非泥古不化、墨守古制，而是与时俱进，作适当的从俗，并认真加上注解，如“王自斌印”边款：“《说文》‘斌’作‘份’，今从俗。”如此处理，既合情，又合理，两全其美。
胡先生用字的态度极其科学合理，是从文字的“理”与艺术的“势”出发，兼顾到正确与美观两重关系的。现仅以文字并置的几个例子来说明，如“引抴居然变科斗”一印中将“科斗”二字并置，仿佛一字而对称；“梦阔水云窄”一印中“水云”并置，“云”用古字，两字合成一字看，繁简恰到好处，整个印面布局更加和谐自然；“希言自然”一印，“言自”并置，“然”用异体，只有疏密对比效果强烈。凡此种种，都是活用文字的好例，在不破坏文字的“理”的条件下，又达成了艺术上成功的“势”。
雕刻
胡先生还有一桩本事，也是常人所不备的，就是对篆刻以外的种种“刻”的精心研习。他能刻匾、能刻砚、能刻砖，手巧不用说，还在实践中形成一套独到的见解。
他富藏六朝墓志、造像记的拓片，日夕展玩几十年，从字口看刀法，从刀法看笔势，见他人所未见，悟他人所未悟。胡先生说：
“书得元气便厚，六朝人书多率意，且刀锋显露，却尚有许多元气在。古印亦然。”（边款）
他效仿六朝碑刻所制印款，如“佛陀造像”“观其则”边款的“阳刻”、“蹶张力士造像”边款的“阴刻”，文字造型之穷神入古、刀法之率性造微，置之六朝碑刻精品中，亦未遑多让。
刀法的研究，也造就了胡先生刻边款的别有神功，石不转刀转，百字长言，瞬间立就，且字字分明，绝不含糊其词。
文学
日常生活中，胡先生以读书为乐。他常说：“死写死画，不如多读书。”胡先生读书，泛览博观，又精研细读，大凡书画印的论述与作品集、诸子百家、道藏佛典、文人诗文集，乃至《易经》《黄帝内经》等深奥的典籍都有涉猎。他学习前人校勘、点评、批注的方法，读到与前人心心相印，或有所启发时，便随手摘录，并写上自己的理解，一来整理了自己的思路，二来练习了写作的文笔。他的书中夹满了零零散散的写着笔记的小纸片。
你看胡先生的印语出处，就可知道他的阅读之广，且品味不同凡俗；你再看他用文言写的边款，就能体味到六朝、明人小品及禅宗语录一般的隽永意趣。他为前辈王汝霖先生刻的“逸少公六十七世孙”的边款是这样的：
“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治印亦然。仅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处是耳。汝霖先生，逸少公六十七世孙，秉承家学，工书善画，且有鉴别之识，观是印自有定据，非摩挲金石者未易窥见也。戊辰秋，后学胡（花押）顿首奉上。”
其中，对王羲之书艺的认识，迁移到对篆刻的领悟；对王汝霖先生家世、修为的简解，引发出由衷的感佩；最后落款更示明后学的景仰态度。文辞何其精致，情思何其沉挚，信息量又何其丰富。印文与边款内容互补，使此印不仅是一方普通的印，而是受者与刻者两代艺术家交谊的佳话，是承载着“情”的会说话的石头。所谓“艺术”和“艺术品”的真谛，不是正在于此么？
以上种种胡先生“白相”时留下的足迹，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由外而内沿波讨源、深入胡先生印艺堂奥的津梁？我相信，有心者当会在此等“印痕”处作更深的探究，从而有更深的“悟入”。
艺术评论中有“过度解读”一说，但胡先生印中有极其精心之处，是不怕我们过度解读的。倒是我们看着看着，还会担心自己只是浮光掠影，缺少发现美的眼光呢。
毕竟，《印痕》不仅是“印痕”，还是一座美的“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