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旧时又称为“祠庙”或“家庙”，是家族祭拜神灵、祖先、先贤的场所，由神祠、先贤祠、宗祠等构成，是先民精神和英灵栖息的殿堂，是宗族的象征。无锡老城西门桥外的惠山东麓，紧临京杭大运河的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百多座祠堂依山沿街、傍河临泉，比邻而建，其规模和数量堪称中国之最，这就是蜚声海内外的惠山古祠堂群。以历史文献为据，惠山祠堂群落的形成，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二百余年，其间历经时代更迭、风雨沧桑，堪称映现无锡城历史文化变迁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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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归属，惠山祠堂可分为“公祠”和“私祠”两大类，“公祠”即“钦定官设的祠堂”，“私祠”则为“民间联宗立庙所建之祠”。“公祠”供奉祭祀的，都是神灵或对地方有重大影响、贡献的先祖、先贤；“私祠”则又可分为奉祀家族始迁祖的“宗祠”，以及奉祀各类专门人物的“专祠”，供奉祭祀人物姓氏八十有余。
现存最古老的祠堂，当数纪念楚春申君黄歇的春申祠，据《越绝书》记载，“汉时建春申君祠于此，每年祭之以酒，鼓乐喧天”。春申祠是祭祀黄歇疏浚古芙蓉湖的功劳所建，起初建于惠山春申涧旁的春申里，后唐人将之迁建至锡山西北麓。唐名诗人张继有诗为证：“春申祠宇空山里，古柏阴阴石泉水”。
位于惠山观泉坊街的华孝子祠，原为东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孝子华宝的故居，他因怀念出征战死的父亲，终身未行加冠成人礼，其孝行广为传扬。华宝死后，家人以其故居为祠，后屡经修缮扩建，现存华孝子祠颇具规模，堪称惠山祠堂的典范。这一时期的祠堂还包括位于锡山北麓的东岳报功祠（又称东岳庙），祭祀兴周灭纣的功臣黄飞虎，以及该庙右侧的张中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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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所限，明代以前，惠山祠堂多为“公祠”，明代以后，朝廷允许民间修建家族宗祠，惠山祠堂开始形成群落。起初，百姓的私家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无锡老城面积狭小，邑内外的名门望族纷纷到西城门外的风水宝地惠山之麓建祠立庙，惠山祠堂第一轮建筑热潮由此兴起，其中代表要属寄畅园。
寄畅园本为明代兵部尚书秦金衣锦还乡后修建的别墅，他死后，别墅曾被子孙各房分占。后秦氏家族为宗族利益达成共识，将这背山环水的别墅改立为家祠。寄畅园依山傍水，水榭楼台，景色清雅宜人，是惠山最为著名的园林祠。寄畅园周围曾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祠堂，较为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十几座，如陆羽祠、尤袤祠、顾宪成祠、邵文庄祠等。无锡明代文化名人浦长源曾以“出郭楼台三四里，游人不得见山容”之句形容当时祠堂林立的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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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惠山祠堂群落的集聚，还归因于江南吴地较早萌芽并迅速发展的工商经济。无锡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民风务实灵动，深得工商经济之要领，至清代已是闻名全国的“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当时与无锡北门有名的米布等商品集散中心的北塘大街、三里桥遥相呼应，紧邻京杭运河的惠山一带，形成了大米、丝绸、布匹的交易市场及其与之配套的钱庄、货栈，一时间四方商贾云集。以徽商为代表的一批外地客商，开始在惠山寺门前时称秦园街、香塍街、绣嶂街等几条街道上搭铺做生意，其中一批商人看中惠山的好风水，决定在此定居。山麓可建祠堂之地多为本地人所占，这些人家便选择在店铺之后，沿惠山脚下一条被称为惠山浜的小河边修筑祠堂。于是，本地人加上定居徽商这样的外地人，清代惠山古镇所建祠堂达70余座，堪称惠山祠堂修建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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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入20世纪，无锡迎来了现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期，惠山古镇也随之掀起祠堂兴建的又一轮热潮。从事纺织、建筑、面粉等行业的杨氏、荣氏、钱氏等工商名家，为方便聚集四方商贾，在惠山增建了一批行业会馆性质的祠堂，俗称行业祠、会馆祠，其中杨藕芳祠尤为典型。
杨家在惠山河塘边本已建有一座“潜庐”，为八世祖杨延俊的祠堂，园内亭台楼阁小巧玲珑，景色与锡山秀色浑然一体，古朴清幽，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1912年，杨家又在河塘对面建了九世祖杨藕芳的祠堂。这座祠堂房子外观是一座西式红砖小楼，但若从空中看屋顶则明显又是中式庭院。进入院内的一条廊柱，一半砖砌，一半木造，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鲜明体现出民国时期西洋文化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这些行业祠、会馆祠不仅使惠山祠堂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且还丰富了惠山祠堂的种类和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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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土归根”的家国情怀乃是族群文化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祠堂的祭祀功能。每逢清明或冬至，惠山各宗族祠堂内香烛缭绕，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除宗族家庭祭祀外，历史上惠山祠堂还有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祭祀活动，俗称“八谢”盛会。惠山共有十座神祠，所供奉神灵以东岳庙的黄飞虎神职最高。相传农历三月廿八是黄飞虎的寿诞日，每年这日，毗邻的张中丞庙专使迎送诸神，其余八庙抬着神像，都要前去参谒朝贺，各庙队伍仪仗还要互相比赛，吸引了城内外众多百姓前往参会、观会，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惠山祠堂无论“公祠”还是“私祠”，供奉和祭祀的人神，或“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或“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皆为忠臣良将、清官廉吏以及义士贤达之类。他们中有吴地开创者俗称“让王爷”的泰伯、“清白传家”的汉太尉杨震、抗“安史之乱”殉忠的唐御史张巡与唯阳太守许远、嫉恶如仇的“青天”海瑞、明代“留得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天下第一清官”叶茂才、抗倭英雄王其勤及其36义士、毁家筑城的薛氏三义士、近代为民独资造吴桥的徽商吴子敬等。族人在祈求先祖庇护的祭拜仪式中，不仅感受到源自血缘宗亲的凝聚力，更能获取德行出众的祖辈先贤所给予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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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百姓“认祖归宗”的一个主要凭证便是家族宗谱。惠山祠堂无疑是江南吴地各大家族宗谱编修、珍藏的重地。宗谱，也称谱牒，往往珍藏于家族的祠堂中。除此之外，祠堂中还常常珍藏有历代宗亲之间口耳相传的“族规”和“家训”，其间凝聚着百姓人家千锤百炼得来的生活智慧。
大家族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组织精干力量，在宗祠内修撰宗谱来追踪宗族支脉繁衍的轨迹。每当修撰印刷完毕，还要举行庄重的仪式，向各支脉家族颁布。仪式后，举家排筵庆贺，邻近的宗族乃至官府也要送礼相庆。宗谱及族规、族训可谓祠堂所寄寓之族群文化的灵魂所在，也是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的文字佐证。惠山祠堂重整修复工程的深入开展，极大地激发了诸多相关姓氏后裔的宗族情结，在祠堂修复和修谱活动的良性互动中，惠山祠堂成为一座“中华谱牒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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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修谱之外，祠堂还承担着育才助学、学教礼法，维护宗族家庭文化的重要功能。江南吴地向来有着深厚的“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的教育传统，名门望族通常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培育。古谚云“风水眷顾，必出俊彦”，惠山祠堂的修建者们显然希望这块宝地的好风水能为家族子弟成才出息助力，惠山祠堂中为数不少的书院祠正是这种地方族群文化的生动印证。
如始建于1516年的二泉书院，从惠山上残存的海天石屋及听松坊书院遗址看，当时的范围很大。据史料，有海天亭、超然堂、点易台等十五景。邵宝在此讲学11年，教导学生“道德至上，功名次之”。邵宝病逝后，后人将“二泉书院”改为祭祀他的祠堂。惠山祠堂所祭祀的先贤中，学者名士不在少数，如宋代“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理学先驱周敦颐，集大成者朱熹，抗击“阉党专政”的东林党人高攀龙等。封建科考史上，无锡一地就出过包括5名状元在内的五百多名进士，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惠山祠堂功不可没。为子弟发奋读书提供条件优良的场所之外，祠堂另一种范围更广泛的教育则是在宗族举办重大活动、议决重大事务、裁测重大事端时，为族裔示范礼仪、执教礼法。一批名士祠、孝子祠、节妇祠等，在维护族群道德伦理秩序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教化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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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祠堂还衍生出一种民间艺术——惠山泥人。惠山古祠堂历经千年而能保存至今，专职守护祠堂的“祠丁”群体功不可没。祠丁收入微薄，工作之余，他们利用惠山得天独厚的黑泥，捏制出一些形神兼备的手工艺品，卖给过路的商客，以此来贴补家用，这就是闻名海内外的惠山泥人的雏形。
惠山泥人主要包括人像、佛像及各种动物的泥塑造型，分为模具批量加工的“粗货”和艺人手捏创作的“细货”两类。“细货”多取材戏文故事，造型细腻生动、惟妙惟肖，得到诗人“款款纤腰掌上珍，琅珏为骨水为神”的赞叹。“粗货”也并不粗，多取材于民间习俗、神话传说，以团头虎脑“大阿福”为代表的惠山泥人，与老百姓迎祥纳福、避邪消灾的心意息息相通，色彩明艳、憨实朴拙的造型，充满喜洋洋、活泼泼的生活气息，深受人们喜爱，已成为无锡地域民俗文化的标志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