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怡伶 文 |

　　记得幼儿园时，母亲灌了满满一瓶糖水，用结实的网兜兜着给我带去学校。结果那天大会堂里看电影，整整一个多小时，我都在满头大汗跟这瓶水搏斗，直到小英雄把敌人带入包围圈，我还是没能打开顽固不化的宝瓶。

　　时隔三十余年，旧事重演。会堂，捧着矿泉水，往左歪鼻子瞪眼旋，往右龇牙咧嘴拧，都不行，好不容易瓶口咧开条缝，水又不情不愿滴答得衫袖皆湿。我强作镇定，像一只羽毛打湿的内心彷徨的雀。

　　王先生知道我的今古传奇后说，呆头呆脑，笨。我略乜一眼，扬长而去。我的主治大夫邓主任曾加重语气叮嘱我：千万不能低血糖，低一次就笨一次。变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记不住。然而奇怪的是，有些片羽琐事总像雪里的数枝腊梅，沁出冷而甜的香，直透心灵深处，让你忘却春花、秋月，却忘不了它们。

　　两岁半时抓水里莲子玩，一不小心掉了荷塘，千钧一发之际，母亲一把提住我衣领连人带莲拎了出来——坐在水埠砖上夹绒衬衣湿透的我，呛进肚子的水沿着嘴边咕嘟咕嘟冒出来，像个吐泡泡机。我还记得祖母一辈子没骂过我一句，带我看过一场又一场忠诚仗义的小方卿，苦度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还有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佘太君，智判狸猫换太子的黑脸包公……六年级做作业到半夜，我蹑手蹑脚下楼，一手菜刀一脚开门，冲着窸窸窣窣的院子里大吼一声：“哪个？不要命的滚出来！”就听得蟊贼翻墙而出，扑通一声摔个狗吃屎。

　　1991年那年夏天，太湖水位超过了历史最高。当时家里刚遭变故，商品房被变卖，我不得不天天放学后骑了自行车回老家，更因着不便，不得不把整整一柜子书给卖了。我的数百本宝贝，卖了57块3毛钱。那么大的雨，那么多的水，我尽顾着挽着裤腿看公斤秤上的星星，尽顾着用三轮车帮着父母搬店里的家伙什了，并没有空抹眼泪。

　　没了书，我郁郁寡欢，自行车在湿滑的泥路上接连摔了两个跟头，一路上嘴唇破了手肘磕了，到家稍微写几个字就昏昏悠悠睡着了。第二天被班主任罚抄罚写不准吃饭。饭点过后，穿皮夹克的数学王老师天神一般出现了。“不让细佬吃饭，覅饿坏的啊？！”王老师直戳要害，班主任挥挥手只好放行。他总不好驳太太面子。我打开搪瓷饭盒，发现白饭最上面浮着一条胖乎乎的米虫，哦，早上忘淘米了。

　　当我慢慢习惯王老师各种皮夹克的气味后，我的数学开始崭露头角，直到了被选去参加奥数比赛的程度。尽管结果差强人意，但我少许的自信的确是彼时养成的，连带着饿弯的脊梁骨都开始如松树般挺拔优雅。这种自内心散发出来的催眠式自我肯定一直延续到了高中，和其他三个女生被可爱的同学们封为四大才女。加入新绿文学社时，校刊上是社长题词：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清丽自然。发小说，应该把“清”改为“轻”，因为不足90斤。

　　高三合影，我站在班主任勤勤老师背后，脸蛋瓜子侧对摄影机。像心比天高的黛玉，又像弱颈清姿的晴雯。可前两天碰到彼时的语文华老师，她把手放在我肩膀：“多年未见，仍记得起花花秀气却坚强的模样。”我们相视而笑。哦，原来弱不禁风只是姑娘表象，只有彻底了解的人才会明白，木槿花从来都是半块泥石里都能拼着长出花瓣的！

　　让人深入骨髓的记忆是有温度且有力量的。当我一遍一遍回到过去时，也正一遍一遍把羸弱的自己拎起来。就像记起隔壁烟酒店阿母不停地给“可怜孩子”送来好吃的，记起给我戴条纹线帽的圆脸医生姐姐来看我一趟又一趟，想起我咫尺天涯的姚姐姐不断鼓励我走踏实坚定的路，想起我的文婷妹妹见面第一句永远先问身体好不好，想起我文学上的师父说：成功的道路千万条，并不仅仅是世俗定义的那一种。每次想到这些善良的亲人，心底总会泛起淙淙暖流，让我眼眶湿润。

　　当王先生再次提起“你特别笨，记性非常差” 时，我顺便自嘲了几句。沉默会让人心力脆弱。而我，不是那一个。我的确记性不好，嘴笨，在需要的场合说不出好听的话。大学士满肚子不合时宜是风雅是自成一派，于我这等小人物，好听点是个性，难听就是缺心眼，傻。这种不会左右逢源不肯违背丁点本心做事的性子，加上关键时刻呆头呆脑的坏记性，就是了无前途的落魄书生典型。可惜我榆木脑袋，从不肯钻研如何合乎时宜，更不惦记“近朱者赤”带来的好处。对我而言，记住那些生动天真，那些柔软有情，才是一生最重要的事。也只愿有限的记忆，让我清醒，让我感恩，让我明白余生的每一天，最该去做些什么，坚守并为之付出什么。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如此，欣然亦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