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跃 文｜

　　东吴孙皓天玺元年（公元276），地处东南的吴郡之地，接二连三出现了异常的地理现象：先是临平湖（今浙江余杭县东南）久淤塞而开通，并有“吴真皇帝”玉玺出，再有建业岩山（今南京江宁岩山）出现了天发神谶石刻，再有鄱阳历阳山（今安徽和县历阳山）出现石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字样，再有吴兴（今浙江长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山有空石长达十余丈，名为石室。如此所谓“祥瑞”不断，孙皓遂派人至阳羡，以礼禅国山，并著文勒石。孙皓为什么选择在阳羡封禅？而不是在亦有祥瑞的临平、历阳呢？

　　孙氏家族与宜兴的渊源

　　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和唐朝许嵩所著《建康实录》所载，东吴孙氏乃战国孙武之后，世居吴郡富春（今浙江富春县）。中平三年，汉室为褒奖讨董卓、平黄巾军之功，封太祖孙坚为乌程侯（今与宜兴相邻浙江长兴县）。孙坚育有四子，即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初平三年，袁术使孙坚征讨荆州时，被黄祖军士射杀，时年三十七岁。

　　孙坚死后，孙策接续父亲权力。建安五年，孙策在官渡之战中被故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所杀。之后，其弟孙权，即孙皓的祖父承续其权力。孙权以十五岁为阳羡侯。建安二十五年孙权立孙登为太子，后被废，又立孙亮为太子，黄龙元年春称帝。秋九月，迁都建业。太元二年夏四月孙权薨，时年七十一岁。孙权死后，他的小儿子孙亮即位。太平三年，孙亮因欲清君侧事败，被贬黜为会稽王，时年十六岁。孙亮被废后，孙权的第六子孙休承继吴国大统。永安七年，孙休患急疾不能言语，后薨，时年三十岁。孙休死时，吴属交阯（今五岭以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出现叛乱，举国惊恐。其时左典军万彧、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游说孙休妻子朱太后，遂立吴国前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皓为吴主。

　　根据《建康实录》所载，孙权立废太子反复随意，遂造成新立皇子根基不稳。而孙皓即位则更是仓促上阵，其不是积极修政治国，而是为稳固个人权力而党同伐异，更迷信于真假难辨的“祥瑞”。以二十二岁即位，三十八岁为晋所灭虏入为侯，五年后薨于洛阳。后来陈寿在《吴书·吴主传》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皓。”

　　从中国古代历史皇位继承“立长、立贤”的血统论上说，孙皓父亲孙和曾是名正言顺的吴国皇太子，其以王权起始的神圣性有天命兴，必有地理应的角度出发，选择禅国山正符合这一传统。

　　魏晋时期宜兴交通路线

　　封禅国山，孙皓除了强调自己继承皇位的正当合理性之外，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要能使封禅相关官员顺利到达目的地，这就不能不考虑交通的便利性。较之临平湖、建业岩山、历阳山，阳羡自然是最佳选择。从地理位置上说，临平湖较阳羡为远，历阳山虽离建业较近，但此与孙室却无任何半点联系，而此时吴国国都已迁武昌。故孙皓决定封禅宜兴国山时，交通上的考虑亦可说是从实际出发。

　　三国鼎立之时，阳羡南接浙皖，东临太湖，西连毗陵（今常州），北牵无锡。作为特殊的地理要冲，扼建康而阻余杭，拒会稽，而制江北，战略地位突出。阳羡与外界的主要交通水路，是为荆溪。宋朝乐史在其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说：“荆溪在（宜兴）县南二十步。汉志云：‘中江（指长江中游）首受芜湖，东至阳羡入海。’即此溪。刘穆之云：‘船从义（宜）兴通江至芜湖，分水北溢为丹阳湖，东北为洮湖（长荡湖），又东入震泽。’”有意思的是，这个阳羡之名则是由荆溪而来。南陈学者顾野王在其所著《舆地志》说：“阳羡：吴越之间，谓荆为楚。秦以子楚改为阳羡。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荆溪之北，故云阳羡。”水北为阳，水多为羡，故名阳羡。

　　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荆溪，在城南。其在城西者曰西溪，在城东者曰东溪，凡广德、溧阳、金坛并县西诸山涧水，俱流汇于西溪，乃贯城绕郭为东溪以下太湖。旧志：荆溪上承百渎，兼受数郡之水是也……盖溪上承诸川委流，下注震泽（太湖）达松江以入大海，江以南大川也。又有荆溪，发源荆南山，合众流而南出云。”

　　对于这条历史上的水上路线，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有：“太伯奔荆蛮，岂由荆溪哉？”钱穆先生所问，即春秋战国之时，太伯奔荆蛮的路线，即由芜湖、马鞍山长江转入丹阳湖（又名石臼湖）至丹阳古城（今安徽当涂小丹阳镇，丹阳郡为汉立，秦为鄣郡，此处为治所），再由丹阳湖至溧水洮湖（长荡湖）再至滆湖而向东入太湖至梅里，左转即为宜兴。史载，秦始皇三十七年过丹阳至钱塘所走即是此条路线，这也间接证实秦以前北方南下水路要道也是由芜湖、马鞍山一带过长江后入丹阳湖、洮湖，至宜兴后进入太湖。

　　魏晋之时，水上交通便捷迅速，一则是较陆路更快，二则船舶载人载物灵活，比陆上马车更有优势。而此时，已迁都湖北武昌孙皓派人封禅国山选择走水上路线优势明显。

　　孙皓封禅国山

　　封禅之礼，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山南的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按照《白虎通·封禅》的礼法，“封”一定是要在泰山进行的，而“禅”的地点并不固定。那么当时吴主孙皓仅偏安东南一隅，是什么原因促使其行“禅”之礼呢？

　　东汉末年后，诸侯称霸，社会动荡不安。“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这些或天然、或人为的异常现象本没有太大意义,可一旦被人神乎其神地操弄来欺上而蒙下，其必然是贻害无穷。据《建康实录·废帝》所载，远在孙皓当国前，即吴废帝孙亮当国的建兴二年的“秋七月，阳羡黑山石（离里山）自立。曰：‘当有庶人称帝之祥。’”以今天的资料分析，此或为地质灾害所致。而到了孙皓称帝的第二年，其便以其祖父孙权所葬钟山南麓的蒋陵有甘露降下为由，改年号为甘露。一年后，因言得大鼎，又改年号为大鼎。元兴二年，孙皓迁都武昌。而迁都的主要原因是“望气者云，荆州有天子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后主（孙皓）迁武昌，乃使掘破荆州界大臣各塚断其山岗”。建衡三年，丹杨刁玄出使西蜀时，得到了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之书，刁玄遂诈增其文字以诳国人：“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后来东吴又得中原降归之人，说寿春（今安徽寿县）下有童谣：“吴天子当上。”孙皓闻之喜之，以为“此天命也”，即车载其母亲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今安徽马鞍山采石矶）陆路道西上，说青盖将入洛阳，自己要去顺应天命。在前进途中遭遇大雪，道路不通，兵士都被甲持仗，上百人共同牵引一车，寒冻殆死。乃还。三年后，吴郡之地又说在地下挖掘出银子，长一尺，厚三分，银子上刻有年月字样，于是大赦，再改年号为天册。一年未毕，吴郡临平湖得以开通。这个湖自汉末以后，一直草秽雍塞。当地老人相传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其时又在此湖边寻得一石函，函中有一块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厚二寸余，上刻有“上作皇帝”字样，于是孙皓又改年，大赦。秋八月后，又有言历阳山石头文理成字，共二十个，说“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之后，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达十余丈，名曰石室，其时人所上表奏称之为“大瑞”，于是孙皓遂派遣司徒董朝等到阳羡县，封禅国山。改明年为（天玺）元年，大赦，以协石文。

　　孙皓在天玺元年（公元276）封禅国山的石碑，现存于江苏宜兴张渚镇祝陵村国山顶上。据宜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编纂的《宜兴碑刻集》所载：该石碑高约230厘米，周长约340厘米。苏建书，殷政、何赦刻。在这块八百余字的碑文中，竟先后开列出近千项的所谓“祥瑞”清单，碑文的最后说：“今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补泽，率按典繇，宜先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

　　孙皓禅国山后五年，东吴被晋灭。对此宋朝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国山碑》中说：“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是岁晋咸宁元年，后五年，晋遂灭吴。以（孙）皓昏虐，其国将亡，以众瑞并出，不可胜数，后世之言禅瑞者，可以鉴矣。”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史上孙皓以“祥瑞”之名禅国山，虽为政治闹剧而结束，而此后王朝更替演进，其间以所谓“祥瑞”谄上诈下者却是始终未能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