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前,每周末,北京都有100辆以上的大巴车驶向怀柔、门头沟和延庆等山区,车上人的年龄多在20岁到40岁之间。他们将要在没有台阶的碎石路上、狭窄的悬崖峭壁间,完成5公里以上路程和500米以上的爬升,然而有些人工作日的步数不超过3000步。他们用“极致虐,极致美”“痛苦并快乐着”描述这项活动。
这些城市生活的“逃离者”从北京的犄角旮旯里涌出,坐在现代化的金属笼子里抵达某个地铁站,再被塞进座无虚席的大巴车,等待被撒向广阔无垠的山头。
走向大山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形容在山上没信号的一天就像“强制下线”,有了不接电话、不看微信的正当理由;有人一扫事业上的不如意,找到了体力至上的成就感;有人抛开围裙和尿布,感受到为自己而活的肆意痛快;有人远离职场的尔虞我诈,和陌生人吐露心扉,来一场纯粹的社交。
孤独
周末清晨,北京10号线西段的公主坟站,北段的牡丹园站、北土城站都是徒步俱乐部的重要聚集点,一出站就能看到十几辆50座的大巴车,从一个路口排到另一个。
若不是徒步活动,27岁的程序员卢雨薇很少主动走入人群。在熟人多的地方,她怕尴尬,总要不停地说话,把自己整个抛出去、细数小学到研究生的人生经历,“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说的啥,说出的话很多都不是内心想法。” 但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融入人群,而不用榨干自己的情绪。面对陌生人的搭话,如果不想回答,笑笑就好。
早些时候,老户外间流传着“户外三不问”的规则:不问职业、不问收入、不问家庭。“你的身份和地位在走进山的那一刻清零”,老户外都会有自己的专属昵称。
现在,有的俱乐部为了破冰,会让大家在大巴车上做自我介绍。有性格开朗的,会拿着蓝牙音箱唱口水歌,说相声、讲脱口秀;也有一心工作的,详细介绍业务范围,静等同行或者客户抛来橄榄枝;也有人有交友需求,有意无意介绍自己“单身”,在群里用玩笑口吻给自己打一波广告。临时群一般在活动前一天集结完毕,24小时后解散,其间无数社交暗号早已发送完毕。
徒步旅途中的男女,成的多,分的也多。易滑的碎石路、必须翻越的巨石,总有需要互相拉拽的时刻,年轻人很容易在肢体接触中情愫渐起。但领队们也见过有人累到崩溃大哭,蹲在地上不愿走;有人站在山顶对着远方破口大骂,极尽污言秽语。
一位40岁出头的金融男曾把相亲搬到了徒步中。他形容自己只是个“好捧哏”,在微信上“不会说浪漫的话”,和女生一问一答,就像查户口。约咖啡厅或者餐馆,不仅要穿正装,20分钟内双方交代完常规话题,就陷入了沉默。
在户外他发现可以“怎么舒服怎么穿”,还可以随意发挥肢体语言,话题也不用刻意制造,连山峰和岩石的形状都能“助攻”。虽然他还没女方体力好,爬到最后手脚并用,还因为出汗过多成了“白眉大侠”、形象“惨不忍睹”,但他觉得这是最自然的相亲。
自由
这两年疫情加速了京郊徒步的火爆。“北京徒步者”的创始人张大鹅粗略估计,目前北京至少有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的徒步俱乐部。
39岁的黄玲原本从事出境旅行行业,享受在工作单位和家庭之间两点一线、没有变数的生活。疫情改变了一切,国际航线锐减、多家旅行社倒闭,她带着顾虑跨进保险推销,不仅要直面收入落差和社交重建,还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和玻璃心。
去年偶然的一次机会,朋友带她参加凤凰坨徒步,走上山巅的时候,她感觉“整个眼界被打开”。走在路上,她只用专注脚下,倾听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这一秒眼前还是枯树枝和黄土路,转一个弯,一片桃林就撞入眼中。
她对自然的灵敏度也随之提高,“你必须随着季节而动”。她追赶着花期,知道3月份主要看桃花,4月份梨花是一绝。5月草绿了、溪水化了,再往后就能躺在绿茫茫的草甸中看彩虹。10月之后,满山都是五颜六色的秋叶。冬天则有冰瀑,雪后宛若仙境。
之前她很少关注身边草木的变化,办公室窗户关着,窗帘拉着,困在钢筋水泥里,即使从窗户望出去也是僵硬的线条,而不是山脉起伏那样舒缓、柔和。“原来因为太忙,觉得这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怎么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张大鹅深有同感。在野外,快乐变得很简单。快乐也许出现在冒雨赶了很久的路,雨停时一抬眼,望见山间波涛汹涌的云海;也许出现在爬升结束后,当人们一身轻松地下山,走到一处崖口,落日的柔光洒在身上。
出路
北京一家针对中年群体的徒步俱乐部创始人介绍,他们主要的客户包括律师、金融从业者、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小到工作、家庭,大到空难、疫情、战争,城市里大家面对的压力特别大,走到户外,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也是更深层次精神压力的释放。”
在徒步者的队伍中,有一群全职宝妈,会避开周末,在周中的某一天挤出时间参加活动。她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在孩子、丈夫和老人跟前随叫随到,但在山里的几个小时,她们“不需要惦记任何一个人”。
在开始徒步之前,赵丹所有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她婚后就没再工作,“被需要”是她生活最大的动力。前年女儿入学一所国外大学,因为疫情原因在家上网课,她整宿熬夜陪着女儿上网课,作息颠倒。女儿时常因为线上交流的障碍崩溃大哭,赵丹心里着急,开始浮肿、虚胖。去年疫情形势好转,女儿出国继续学业,赵丹才发现身体和精神都出走了太久,“找不到自己”。有时习惯性想问女儿要吃什么,发现屋里只有自己后,面包加火腿就能解决一餐。
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她强迫自己每天绕着公园走5公里,当她闭着眼都能知道公园的路线时,她把目光放到了爬山上。每次爬山就像是奔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收拾第二天的背包是一种享受,羽绒服、防晒服、头灯、护膝、手套、登山杖、干袜子、备用粮悉数清点。她可以远离宝妈朋友们在咖啡馆念叨的家长里短,随性地和不认识的人“贫两句嘴”,整个人都变得年轻。她消费的标准也从时尚转向实用,奢侈品包被平价的登山包取代,价格不菲的定制衬衫也换成了耐穿的冲锋衣。
回归
从8年前张大鹅开始徒步以来,北京的城市边界从未停止扩张,周末通往郊区的高速上拥堵也越来越长。“很多也不是徒步,大家都是往外跑,只是最后玩的形式不一样。”张大鹅知道自己面向的群体更多是没有经验的“小白”,对于绝大多数户外徒步俱乐部来说,每周开设最多的还是初级活动,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向更高峰进阶,“对更多人来说只是休闲”。
他说,人们注重的不是“下车拍照”的结果,“大家现在更趋向于在过程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领队们发现,00后对传统的旅行模式有“从基因里的抵触”。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比上一代人大幅提升,00后更偏向挑战自我,第一次报名就敢尝试中等强度以上的路线。
在社交媒体上,徒步更多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贩卖给“卷”在工作里的都市白领,让他们看到一片解放身心的世外桃源。2022年1月,一社交平台发布《2022十大生活趋势》,“山系生活”成为热词,博主们穿着色彩搭配讲究的冲锋衣、登山裤,闻着野花、撸着狗子,户外的野性和都市的精致交织出一股新潮流。
据张大鹅介绍,“汪汪队”是他们今年开辟的一个新玩法,10组就能发一辆大巴,每排坐一位主人和一条狗。“他们来不是为了自己玩,是为了让狗子玩一玩,让狗有一个社交,狗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但当周末结束,无论为何出发,他们总要回归波澜不惊的生活。有人在回程的车上累得睡着了,一觉醒来就到了熟悉的地铁站,酸痛的双腿和被汗水黏在一起的头发提醒他,城市生活还是更舒适些。
程序员卢雨薇每次从山上回来,总会觉得有些恍惚和不真实。明明几个小时前一个现代厕所都找不到,一晃眼她就回到了小房间里的床上,回到“做梦都在解bug”的世界。
她喜欢现在的生活,知道正是这种平淡才能让她有机会接触到徒步,“但我也要为以后做打算”。前段时间公司裁掉了近百人的业务线,其中不乏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她怕自己逃不过“程序员35岁就失业”的魔咒,觉得要趁年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于是每天钻研广告相关的书籍、刷算法题,开始为下一次跳槽做准备。(除黄玲外,其他采访对象均为化名)(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