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身的感觉”。

　　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92岁的刘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得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

　　士兵们把年轻的身体全押在战争上。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或者一动不动趴在雪地上执行任务时，他们也会闲聊，“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战场上新发的衣服、罐头，他们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活着干，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齿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讲起自己十多岁在朝鲜，每天晚上拿刀潜入朝鲜的钟毛谷，眼里放光。他们知道国家7斤粮食才造一颗子弹，舍不得费子弹，直接拿刀。

　　“我采访的大部分老兵当时都是15岁到24岁之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宋坤儒接触了这么多老兵，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静和豁达，“他们觉得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宋坤儒形容战场是“更高级的锻炼”，当脱下军装，放下枪，生活里的苦都不算苦。

　　89岁的周有春是孤儿，参军前在上海的钟表店当学徒，当时他鼓动工会147个人参军，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一个胳膊没了，一个腿没了，他是最完整的一个。

　　老人在镜头前说起这件事，嘴角颤抖得厉害，“我是在替战友活着”。从军队退休后，他就没闲过。拿了两个大专学位，哲学和无线电；学了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去涉外酒店扫过地、刷了6年马桶，在冰棍厂管过库房，在外贸公司的门卫室收发过信件。

　　现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节腰椎坏了三节，身体里有6根钉子和一块钢板，还因为肾癌摘掉了一个肾。但他很高兴自己耳朵不聋，思维也清晰，“我已经很幸运喽”。

　　“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在拍摄刘素谦时，刘素谦突然什么也记不起来，但仍能一个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的战友碰巧是下一个接受采访，两人多年没见，两只皱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个军的战友，在拍摄间隙，老人们碰到一起，总会就谁的部队更英勇开玩笑，临走前还会互相敬礼。

　　这些镜头外的情感，宋坤儒无法全部装进影片。每当镜头转向手舞足蹈的任红举，画面就变得生动，因为他把故事讲得“特热闹”，讲逃命的经历还不忘开玩笑，“但其实你仔细去听每一个故事，你都会感觉到他热闹背后的悲伤。”他记得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把牺牲场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样清晰，但镜头一合，停止讲述，老人就垂下头，耷拉下脸。

　　93岁的农民孙德山自己建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他从10多年前就开始筹备，靠种地、卖废品攒钱，把退伍补助都花在布置展馆上。

　　这个在自家院子里建的纪念馆，摆着地图、老物件和老照片。灯光、红毯一应俱全，抗美援朝时期的10名元帅、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校的照片排列整齐，只不过他们背后是发霉的墙壁，头顶是破旧的塑料布。

　　孙德山节俭，时常去集市上淘没人要的旧相框，宁愿少吃一顿饭，也要多洗两张照片。家里人都反对，村里人喊他“孙疯子”，他也不吱声。

　　这两年，他终于被媒体看到，被送了20多面锦旗，家里厚厚一摞来自天南海北的报纸，都是关于他的报道。他上了央视的舞台，陈凯歌推着他的轮椅迎接观众的掌声，他黝黑皱缩的脸上笑出一朵花。但是他的屋子现在下雨还会漏水，展馆的照片常常被水浇湿。

　　宋坤儒好奇，如果中国老兵再碰见美国老兵，70多年后他们会对彼此说什么。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那位老兵说，如果现在碰到中国志愿军，他会拥抱对方，感叹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都还活着。

　　他拿同样的问题问中国老兵，得到了更简短的答案，“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宋坤儒希望这部影片，能把老兵们年轻时面对困难的勇气传递下去，“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生命轨迹做斗争。”

　　197653，是抗美援朝牺牲烈士的数量。影片票房达到这个数字的那天，位于全国各地的年轻观众打开手机定位，来了一张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合照。橘黄色的荧光小点汇聚在一起，每个箭头都指向朝鲜半岛，把身体和灵魂安放在那里的老兵，永远年轻。 （中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