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国 文｜
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其留存的日记，后被其子朱乔森整理，作为《朱自清全集》第9卷和第10卷出版。这两卷日记，虽然有删节，有错讹，但其史料价值依然突出。朱自清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在日记中除了记载家务事，还记录了大量文坛事情。本文以朱自清日记中的一些记载为例，阐述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价值。
一、徐志摩遇难细节
1931年11月19日，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在济南附近山区坠毁，诗人徐志摩遇难，这一事件震惊当时文坛。关于徐志摩遇难的细节，目前坊间各种徐志摩传记语焉不详。如宋炳辉所著《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和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在记述徐志摩遇难时，均缺乏细节描写。
宋著的记述是：“第二天早晨八时，济南号邮政机起飞。十点十分抵徐州机场时，徐志摩头疼得厉害，本来不想继续北上，他在机场给陆小曼投了一封短信，说头疼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十点二十分，他还是登机北飞了。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前方忽遇一片大雾，飞机一下子不辨方向……于是一声震天巨响，一团冲天大火，所有的‘本来’全部化作灰飞烟灭。我们的诗人，终于解脱了这个世界的沉重，飞出了这个圈子，在蓝天与彩云间云游了！”
韩著后出，根据1964年12月18日台湾《中央副刊》上发表的湘江的文章《忆徐志摩先生》，添加了徐志摩登机前一幕的细节，但关于登机后的描写与宋著大同小异：“十时十分抵徐州，曾发一信给小曼，说头疼不欲再行。前面引文中说四位旅客登机，可知在徐州有三位下机。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上大雾，飞机误触山头，机身着火遇难。”
查阅朱自清日记，其中1933年7月13日这样记载：“芝生晤保君健，谈徐志摩死情形。大抵正机师与徐谈文学，令副司机开车，遂致出事。机本不载客，徐托保得此免票。正机师开机十一年，极稳，惟好文学。出事之道非必由者，意者徇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耶。机降地时，徐一耳无棉塞，坐第三排；正机师坐第二排，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副机师只馀半个头，正机师为机上转手等戳入腹中，徐头破一穴，肋断一骨，脚烧糊。据云机再高三尺便不致碰矣。”
这段记载中的“芝生”即冯友兰，“保君健”是南京“中国航空公司”财务主任，两人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这段记载中的徐志摩之死颇具戏剧性，非常能体现徐志摩的浪漫性格，细节非常生动。当然，这些细节可能也值得推敲。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1950年代才发明，在徐志摩乘坐的失事飞机上尚无能录音的黑匣子，这段记载中的“徇徐之请，飞绕群山之巅”没有录音证据，只是一种猜测。不过日记中记载的飞机上座位安排及尸体情况，因空难事故发生后航空公司肯定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查，故真实性很高，而从飞机上座位安排确实可以推断正机师未驾驶飞机，可能与徐志摩有谈话行为。
当然，不管这段记载是否完全可靠，将这段记载写进徐志摩传记，也可聊备一说，增添细节。宋著写作时，朱自清日记尚未出版，韩著则出版于朱自清日记出版之后，曾专辟一章“交游”谈徐志摩与他人的交游，其中有“朱自清”一节，此节脚注引用了陈孝全《朱自清传》，引用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4卷和第11卷，但不知何故未引用《朱自清全集》第9卷（即日记卷），因此未发现这则宝贵的史料。
二、知根知底评俞平伯
俞平伯是朱自清的知交。1920年朱自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就与俞平伯相识定交。1921年，两人共同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共同创办《诗》月刊，出版新诗合集《雪朝》，同游秦淮河并作同题名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共同组织“我们社”并编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等。1924年8月17日，朱自清为俞平伯文集《忆》作跋。其中一段这样描述俞平伯：“在朦胧的他儿时的梦里，有像红蜡烛的光一跳一跳的，便是爱。他爱故事讲得好的姊姊，他爱唱沙软而重的眠歌的乳母，他爱流苏帽儿的她。他也爱翠竹丛里一万的金点子和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橘子；也爱红绿色的蜡泪和爸爸的顶大的斗篷；也爱剪啊剪啊的燕子和躲在杨柳里的月亮……他有着纯真的，烂漫的心；凡和他接触的，他都与他们稔熟，亲密——他一例地拥抱了他们。所以他是自然（人也在内）的真朋友！”
但在一个月之后，朱自清在1924年9月17日日记中记载：“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为尤多。因如平伯，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一个月前，朱自清还说俞平伯“纯真”“烂漫”“是自然的真朋友”，但一个月后，从俞平伯文章中发现他态度不恳切，为人说话不切实，闲情逸致太多，同情之薄，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还幸灾乐祸。
朱自清分析俞平伯这种态度的由来，认为他“自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而弥已，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朱自清对俞平伯知根知底，俞平伯出身名门，曾祖俞樾是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戊戌科探花，俞平伯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名士风度，但不是很接地气，对平民百姓的疾苦体会不深，也缺乏同情心。朱自清虽然也出生于书香之家，但家世没有俞平伯那么显赫，加之家道中落，对民间疾苦的体会要深一些，同情心也更多一些。
朱自清看到了俞平伯的人格缺陷，但俞平伯似乎尚无自知之明，其后为人为文，依然故我，朱自清对此显然颇为失望，1933年5月16日日记记载：“《晨报》上有李长之《评〈杂拌儿〉之二》一文，颇扼要。大旨谓平伯生活态度为淡味，又谓其善言没落之感。又谓平伯对学问亦无甚执着。甚推《中年》一篇，但盼望此种冷淡的玩世态度应收回。又谓周岂老亦如此期望云。”朱自清显然很赞同李长之的观点，寄望俞平伯收回“冷淡的玩世态度”。
细读了朱自清的这两则日记，再看朱自清1930年评论俞平伯的文章，我们可能会有所醒悟。1930年6月，朱自清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写序时说：“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这话听着像表扬，像羡慕。但了解了朱自清内心深处对俞平伯的真实看法，我们会发现，朱自清序言中的这些话，其实隐隐透露出不以为然之意。
三、众说纷纭评《子夜》
1933年被瞿秋白称为“《子夜》年”。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这一年出版，引起文坛强烈反响。朱自清对《子夜》也相当关注。1933年4月5日日记记载：“晚读《子夜》毕，觉得写得不坏。”1933年5月15日和5月16日日记记载了自己晚上写作《评<子夜>》一文的事情。此文后来发表于1934年4月1日出版的《文学季刊》1卷2期。
朱自清日记还记载了他人对《子夜》的看法。1933年5月29日日记记载：“晚吴雨僧、毕老、浦公、石荪来。毕老论《子夜》，写双桥一段太简，又谓写工潮太不激昂，第一点似甚有理。”毕老是指毕树棠。毕树棠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1921年秋即到清华图书馆工作，资格很老，但其实年龄比朱自清还小两岁。毕树棠扎实而全面的外语功底使得他在管理、翻译、推介外文书刊方面得心应手，成为师生们难得的“活字典”。朱自清称其为“毕老”，显示出朱自清对其人品与学识的尊重。朱自清记述了毕树棠对《子夜》的两点批评意见，认为第一点“似甚有理”，对第二点未置可否。
1933年8月12日日记又记载：“今甫又谓文学仍当以我们的生活为最重要，余人生活无内心的挣扎，未免太简单也。又谓《子夜》初读甚佳，日久乃觉其多非文学。今甫意文学首重性情，次靠聪明；仅有聪明，理智而已。”今甫即杨振声。他对《子夜》的否定性评价代表了京派文人的文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与杨振声虽然都是京派文人，但从对《子夜》的评价看，两人的文学观念还是有差异的。杨振声认为，“《子夜》初读甚佳，日久乃觉其多非文学”，朱自清则认为，《子夜》与《蚀》相比，“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又称赞《林家铺子》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春蚕》《秋收》两短篇“也分析得细”，还说：“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朱自清显然更为赞赏茅盾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思路。
1933年9月21日日记又记载：“健吾下午来，谈甚欢。……又谈在沪遇茅盾情形，茅开口讲社会问题，健吾开口讲艺术（技巧），默揣两方谈话情形，甚有味，……论《子夜》谓太啰嗦又句法写法变化太少。”李健吾是当时文坛新锐批评家，茅盾是现代文学大师，不过两人一直没有文字之交。茅盾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未提及两人的交往，韩石山著《李健吾传》只提及：“1933年8月底，李健吾与朱光潜同船抵达上海，逗留数日，拜访了茅盾、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对李健吾与茅盾的交往语焉不详。学界对两人交往的史实也知之不多。这则史料则证明了茅盾与李健吾交往的史实，证明李健吾曾关注过茅盾的创作，从两人的“尬聊”中还可以看出两人不同的文学观念。
这三条记载，可以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毕树棠、杨振声、李健吾对《子夜》的评论，并未公开发表，但从这三人的口头谈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子夜》在1933年确实风靡一时，并且极具争议性。（摘编自中国作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