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一些年轻人选择重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我和北京‘复合’了。”张扬前不久从家乡回到北京，他把这个城市比作和他“爱恨纠缠了多年的恋人”。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理论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现实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面谈”。即使作为“数字游民”，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也显而易见地更多。

　　房产中介葛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22年疫情期间，找他转租的人不少，每一个离开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

　　“今年过完年以后，来租房的人就变多了，房价也涨了。”葛林告诉记者，周末的一天他接了3拨儿客户，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数达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户中，很多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回笼漂”。

　　“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

　　“回笼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以重返一线城市的频次作为衡量标准，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二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3.4%，远高于总体的5.4%、0.4%。

　　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个数据，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小城的感受，“在经历过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网友“某人”发表看法：“大城市竞争大，小城市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9月，22岁的李天被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是连续一年大强度工作、超高的销售业绩压力。那是她“北漂”的第一年，身体的“抗议”让她选择辞掉了自己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离开北京。

　　从2022年9月回到家乡开始，李天一直试图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小城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人脉的地方，一些好的岗位其实是不对外招聘的”。

　　“我家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如果在哈尔滨找一份普通工作，月收入大概3000元左右。”李天说，自己上一份工作收入过万元，除去每个月6000元的生活花销，她还能存下来近5000元。“这么看下来，北京的职场是公平的，评价标准就是个人能力。”

　　养好身体，李天背上了返京行囊。不到一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份短视频编导的工作，与本科专业相关。没有996，业绩压力也比较小。她说：“北京总是有很多的机会，虽然收入比不上之前，但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现在，李天在工作之余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她说：“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人生的下一站也许是杭州。”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说，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闯荡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女儿2周岁，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内蒙古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他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鲜少回家，自觉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挣不到钱”。“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说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2022年末，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上债，也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即使回北京经历了教培行业大裁员的风波，我也没有想过再次离开。”张珊很庆幸自己在2019年疫情开始前选择重新回到北京，现在，她十分理解那些在小城“过不下去”的年轻人。

　　“当年离开北京，是因为怀孕了，看着高昂的房价，觉得自己没办法在北京拥有一份稳定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家乡的省会城市太原成了张珊和爱人的首选，“开发了高新区，有很多商场，也有一些艺术展和演出，觉得确实还挺不错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在太原订了一套“期房”，正式安家落户。

　　令张珊没想到的是，“生存问题”成了他们一家人迁居太原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创业还是上班，都满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开支。”张珊在太原开了一家花店，但她很快发现，就鲜花市场来说，拿到企业端的“大单”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面向大众的市场主要走的是“低价竞争”。

　　张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全都靠丈夫的收入。“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5000元左右，在太原算很不错的收入了。”但是，扣去每个月需要还的4400元房贷，剩下的钱做日常生活费用，张珊觉得捉襟见肘。

　　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虽然北京生活成本高，但我们核算之后发现是有结余的”。如果再过几年，可能工作就不好找了，经济压力之下，这对夫妻“回笼漂”。

　　2019年，卖了太原的房子，俩人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北京，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如今，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日常开支，买房也在计划中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上海，而她从上海来到浙江一个小城。小城里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了，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事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王心语总觉得同事间包容度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会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说，工艺师可能不够时尚，不能接受多元的装扮。

　　每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先锋、自由且包容”，“也许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对于时尚行业的人而言，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的氛围和灵感。”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中国青年报 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