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梦雨 文 |
那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冬天，在哈利法克斯，我，一个无锡人，就这样结结实实地撞进了东海岸的大雪里。
暴雪过境之后，街道边累积的雪，竟有一人多高，出门就像行走在战壕里，两侧是高高的雪墙，中间刚好被铲车铲出了一个步行道的宽度。这时候，上学坐公交车也是痛苦的，到站停车，打开车门，迎面是一堵占据整个车门的雪墙。面壁，无处下脚，有时要坐过两三站地，才勉强找到立锥之地。但我喜欢暴雪之后的宁静，忍不住地，扑入后院松软的雪海里，人瞬间被淹没，我享受着前后左右上下全方位包裹的感觉，听雪在周围簌簌的声响。猛一个起身，周边是一片纯净无声，未经打扰的白的世界，让人陡然生出不忍。
待到雪融化得更多了些，我便可以和老顾步行出门去了。初来异国，是他教我如何看超市标签，教我如何在网上付电话账单，教我各种省钱的方法，甚至如何用热锅炒菜也是他教会我的。他一边麻利地切菜，展示着专业的刀工，一边颇为不屑地告诉我，他曾经认识的纨绔子弟们，生活能力都比我强上百倍。老顾是我租房时偶然认识的室友，他问房东的第一句话是：“冬天扫雪是我的责任吗？”责任这个单词，他特地加重了语气，那时还是夏天。几个星期后，他尝着我烧的红烧肉说，好吃！
我们总是步行去超市买菜——这是他省钱的方法之一。一边走一边看雪，看路灯上的雪，树杈上的雪，看雪如何反射出晶莹的阳光。他自嘲，比自己头皮还锃亮，他又大又圆的脑袋上，早已没有了半根青丝，他说：“不用洗发水，能省钱，挺好。”
走着去买菜，也得走着回来，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在融雪里，鞋子袜子便湿透了。我手上的袋子，承受不了重量，几个梨滚落出来。我们便干脆一屁股坐在雪里，大笑着把梨分着吃了。我时常对他说，你干脆回国算了，再也不用省钱了，为此，他总是沉默，不置可否。
伊是上海人，曾经是家底殷实的“公子哥”，来到加拿大后颇过了段挥霍无度的快活日子，在温哥华飙过豪车，在多伦多和原住民大打出手。惹的事情多了，忍无可忍的父母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回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要么切断他的一切经济支持，任他在加拿大自生自灭。于是，老顾上了法庭，申请了个人破产，十年未曾回国，当过帮厨，端过盘子，倒卖过二手电子产品，仔细而认真地生活在加拿大社会的夹缝中。当然，曾经染得五颜六色的脑袋也终于成为了不毛之地。不知道，他这样一个曾经过着奢侈生活的人，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冬天，才成为那个箪食瓢饮，在雪中与我分梨吃的中年人。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整个冬天，看着雪墙一点点融化成一个个高高低低的雪疙瘩。看着教堂门前的巨大诡异的雪堆，先是露出了一个车灯，之后是一个轮子，再慢慢出现了皮卡的形状……我们行走的这个冬天，似乎漫长得没有边际，那雪也似乎从未曾真正地融化过。
但老顾终究还是回国了。就在回国的前夜，滴酒不沾的他破天荒地和我干了几杯威士忌。我这才知道，他因为个人破产，无法申请身份，十年来都是花钱给中介打擦边球延长的工作签证。签证的时效一次比一次短，终于到了续无可续的地步。我开玩笑说终于不用努力了，他可以回国过富豪的生活了。他却干完杯中酒，脸红脖子粗地跟我说：“哥们，你等着，过几年我还回来。”此时，窗外是漫天的大雪，雪太大，我无法相送。于是，十多年未曾回国的老顾，终是被一场豪雪送回了国。那临别的豪言，透着岁月的疲惫，掉在雪地上如重重一击，让我一直记得。
在东海岸的日子里，我不停搬家，转徙盘桓于不同的街道和陌生的房子，只有雪是旧时相识。我曾经在纯白的海边，寻找被雪覆盖的贝壳；曾经在一个下午，和一条狗在大雪中满头大汗地寻找一个第一次被抛出的球；也曾经在某一年的最后一天，零下20摄氏度的风雪中，独自等待一辆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接驳车。
老顾走后，我又搬回了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搬到了他的房间，透过后院覆盖的大雪，遥望他曾经看过的那些夕阳。也在这里结识了丹尼，那个住在地下室的单亲父亲，和他一起铲了雪，后院的雪真多真厚，像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但一想起老顾说的铲雪的责任问题，就不免会心一笑。铲完了雪，圣诞也就来了，丹尼将一把胡萝卜均匀地撒在门前的薄雪上，我问起来，他竟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要替圣诞老人喂喂驯鹿。”
也是在那个冬天，我学会了滑雪，明白了雪也有着不同的脾气和个性。有的湿，有的干；有的粗犷，有的细腻；有的迟滞，有的爽快；有的轻盈，有的沉重；有的寒冷，也有的温暖……让人百感交集。我想，人生中终将有一场命中注定的大雪，在等待着我们的抵达。
再后来，我也离开了，来送我的还是一场大雪。那是在三月初，哈利法克斯还没有入春的迹象。凌晨的天还没亮，我透过机场的玻璃望出去，觉得四周很亮，雪反射着天光，却更像光源本身，眼前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容易被洞察的世界。
转机，飞行，共花去了七八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西海岸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时分。我从舷窗望出去，竟然由衷升起一丝惊惧与怪异的感觉。
温哥华竟然没有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