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禾 文 |

　　老友重逢，曾书了李白《送友人》赠别。临别时，我最感慨“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两句，多少旧情故知，如同这“萧萧斑马鸣”挥之不去。

　　刚满七岁时，家人送我去读书，父亲送的帆布书包，足足比我个头还高。母亲修剪了一书包的棒棒，教我数数记忆犹新。我从小爱写字，大了一些，跟表哥习字。表哥是文化人。那个年代能临的字帖不多，也就是上海任政先生的《国际歌》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尤其是那“起”字一捺，像小脚女人的脚，不知临了多少遍。在农村像我们这些穷孩子会写几个字，也叫“文化人”。文化人，旧时称谓先生，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五四”后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兼数器，心运四虑。知识分子应该是有气节的“先生”。记得语文老师第一次见我，说“这孩子字写得不赖”。小孩子写字需要夸赞的。从那一天起，我就暗下决心，要把字写好。之后，每堂习字课，一张黄黄的米格纸，十二个格写得满满的。每个字我都认真揣摩，写得非常到位，老师给的也是满满的红圈，有时一个字批了双圈，批语中：好，很好，再加上三个惊叹号。因为字好，当上文艺委员，帮班里、学校里出墙报。字写多了，自然而然会追求字的完美。

　　之后，有了《四体字帖》。我从这本字帖启蒙。后来才有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多宝塔》碑临了很多遍，这是颜真卿四十多岁的作品，楷书笔法工整而有章法。清朝晚期很崇尚颜体，出了钱沣、何绍基等书法大家，我也曾受此影响。曾记得上中学时，在食堂的墙壁上展览了我的一幅作品，是米格颜体正楷，当时还获了大奖，发了十个练习簿。再后来，我的字在村里也小有名气。放假回来，就有人把我请到家里，帮写春联。有人出体力帮我家备年货，磨年糕和做豆腐这些出力的活。我从本村写到邻村，有时庄稼人过意不去，送些年糕和鸡蛋之类。遇到中午，打酒弄菜，很过意不去。记得一次，一对新人结婚，让我给他写个喜对，父母很高兴让我去了，父亲洋洋得意，仿佛被人高看一眼。我足足写了两天，写了一些吉祥如意祈福的楹联。其实，用油漆很难写，油漆黏滞，加一些松节油，还画了几只小红鱼，几根水草，新人的父母满是欢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把我写的字寄给北京的李铎先生。那时李铎先生仍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工作。一周后，先生回了信，写了很多勉励的话，及如何临帖的方法，我十分感动，铭记在心。先生不吝赐教还寄来三尺平方的行书作品，好像是叶帅的《攻关》诗，我满心欢喜。后来把李铎先生的字作座右铭，挂在书房，没有幽兰，只闻书香。几经风雨，农村的潮湿，作品被虫蛀，还浸渍得有些发黄。之后，我离开农村，一次放假回来，发现书房少了什么。我仔细回想，终于想起来了。墙上李铎先生的书法作品不见了，原以为被家人收起。中午吃饭时，我问墙上李铎先生的作品，家里没人理会。后来姐姐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告知我：“弟弟，别找了，字被虫蛀已被父亲刷马桶了。”我压住怒火，顿时无语。

　　父亲是庄稼人，目不识丁，这事不能怪他。他们的生活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停地劳动和耕作。父亲偶尔也来学校，每次总会带来我最喜欢吃的鸭肫，望着他一年一年老去的背影，不禁自责而黯然神伤。一次，我送父亲去火车站，已检票了，我站在月台前与父亲挥手作别。父亲打开火车的窗口，不停地向我招手，示意我回去，只见他老泪纵横地擦拭泪花。多少年后让我不禁地恍惚与不安起来。

　　李铎先生曾做到中国书协的副主席，是我崇敬的书法大家。少年时期非常崇拜李铎先生，他在《中国青年报》连载书法讲座，我每期必看。李铎先生曾引领我感悟书法及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我人生很多困惑和迷茫的时候，每当看到李铎先生的书法，一种潜意识对书法及国学传统文化的渴求，让我由衷地敬畏，勤奋而不殆。

　　文以载道，书法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可以用书法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文化。而过去的年代，没有文化很无奈，没有文化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