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偏是我？”受访的校园欺凌受害者想不明白。伤害来得毫无缘由，可能是因为外貌的某些特征，或是性格内向不合群，抑或是家境普通，甚至可能因为优秀出众。他们因此负上“原罪”，莫名其妙成了被针对、孤立、欺凌的对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指出，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园暴力与欺凌现象，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儿童和青少年。相关估算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时隔多年，当被欺凌者回忆起那段黑暗的岁月，发现伤疤并没有痊愈。她们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救赎，“被欺凌的恐惧感依然在梦里反复攻击我”，“希望当时有人能告诉我，我没有错”。

　　有人找到了当年实施欺凌的人想要讨回一句“对不起”，结果对方已经全然忘记。说“我忘了”，欺凌者只需要1秒钟；说“我没事”，被欺凌者却可能需要一辈子。

　　“我无处可逃”

　　卡比（化名）被欺凌的经历从幼儿园一直持续到高中。她是一名孤独症谱系（又称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小时候不善于语言表达，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言行举止跟同龄人不一样，她被当作异类，几乎走到哪都没有朋友，总是孤零零一个人。

　　最严重的是初中时期。她初中就读的是一所封闭管理的寄宿制民办学校，所有同学从早到晚衣食住行都在一起。“那是一所所谓的贵族学校，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同学们‘高贵’，相反，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很野蛮。”

　　驼背、皮肤黑、长痘、戴牙套、天生汗多，因为这些特征，一入学她就被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总是被调侃“你有没有洗澡”。有人偷偷翻她桌柜里的日记，明目张胆留纸条说“被我看过了”；她在课堂上发言或在讲座上提问，底下的同学会用嘲讽的眼神盯着她，恶意模仿她。

　　难得有人向她示好，她兴奋不已，非常珍惜，以为终于有了自己的朋友。没想到，他们只是想利用她，让她帮忙欺骗老师。年级里评出几大“神兽”，她是其中之一，几乎被全年级的同学孤立。“我什么都做不了，感觉自己无处可逃。”

　　从二年级开始，李由（化名）就掉进了校园欺凌的“黑洞”。她当时在一个二线城市里就读最好的小学，成绩优秀，深受老师重视。在班上，她有两个朋友，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家境较好，社交能力很强。但朋友很强势，总是要求她按照她们喜欢的样子做，否则就威胁李由绝交。

　　李由觉得这样的关系太不平等，不想一忍再忍，拒绝了她们的一次要求，结果双方一下子反目成仇。“那时候我太小太天真了，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针对我的围剿即将开始。”

　　这两位女同学凭着活跃的社交，不断拉拢朋友，把李由以前的秘密全都包装成“黑料”说出去，还向其他人许诺，只要加入讨厌她的行列，这个小团体就可以给对方好处。

　　她还要忍受肢体的攻击，一些男同学会故意打她，在排队上下楼梯时踩她的鞋让她摔倒，狡辩说“开玩笑”“是我的手自己在打你，不关我的事”。女同学则在背后散播流言抹黑她的名声，或者表面上装作对她很好，一转身就把她送的东西扔掉。渐渐地，她被全班同学孤立。

　　被卷入的集体狂热

　　给被欺凌者带来伤害的，不仅是带头的人，还有周围人的态度。“一个善良的人被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可能也会在集体狂热中被卷入非理性行为。”卡比说道。

　　为何校园欺凌容易形成群体性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黑羊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一些“本质不坏”的人会自发性地对某一个成员进行“无形”的攻击。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态度转变是微妙的。海苔（化名）记得，曾经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被男同学欺凌，刚开始她还和这位女同学要好过一段时间，后来班级里对她的风言风语增多，海苔选择疏远她，“在她被欺凌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刚好也构成了冷暴力的一环”。

　　当欺凌一个人变成一个集体的“正确法则”，旁观者也被迫站队。小茜（化名）记得，初中班上某个女同学本来有一些朋友，但因为家境普通，渐渐地，孤立和批判她成了大家的“习惯”。

　　在这个班里，同学们普遍家境都不错，小茜感觉自己跟这位女同学是相似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她自卑、小心翼翼，没有勇气对这位女同学公开释放善意。被欺凌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但又切实发生在她心里。

　　小鱼（化名）很想有人“拉一把”当时的自己。高三一整年，她在班上几乎没有朋友，因为跟一位学霸朋友翻脸，对方拉拢全班孤立她。她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她很希望能有人告诉当时的自己：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只是被那一个人不喜欢了，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天大的过错。

　　无效的求助

　　被欺凌者并不是没有想过求助。

　　一开始，卡比尝试过求助老师，但因为欺凌大多没有实质的暴力行为，学校给的处罚轻飘飘。老师找那些同学谈话后，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在他们看来，找大人告状是非常幼稚的行为。

　　有一次，卡比找表姐倾诉，表姐却说：“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你要想想你自己的问题。”这句话让卡比认定“自己是一个罪人”。从此她不仅不再反抗欺凌，还开始自我惩罚。她会用圆规或剪刀划伤手臂，会刻意不吃饭让自己受饿，还写了一些诗歌，经常用到“小丑”这类意象，喜欢把自己写得像瘟疫、过街老鼠，写完再把纸揉成一团，扔到学校钟楼的阁楼上。

　　同样地，当小鱼把欺凌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的建议是“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于是，她一直“冷处理”。“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小鱼说，因为不发声就被大家当作默认，小集体的舆论完全被欺凌者操纵，那些“罪名”就会一次又一次叠加在自己身上。

　　《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指出，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师在内的成年人、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遭报复、负罪感、耻辱感或困惑、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等。

　　“我无法原谅欺凌者”

　　欺凌者留下的伤害，有的受害者需要用一生来自我疗愈。

　　小学时的欺凌对李由的影响很大，到初中也没有缓过来。她原本是一个乐观、外向的女孩，什么挑战都敢去试一下。到后来，在学校欺凌和家庭不幸的双重打击下，她不敢抬头看人，永远低着头看脚，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回答问题时被老师反复要求“大点声”，但她依然不敢大声说话，被老师批评“真是左耳朵说给右耳朵听，右耳朵都嫌听不见”。

　　她的愿望就是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透明人。三四年级这段时间，李由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完全记不起，就好像被挖掉了一样”。长大以后读了心理学的书，她才知道那是自己第一次解离。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堵“冰墙”把她关在里头，“墙”内外完全割裂，记忆力也衰退。但她知道外面全是伤害，所以选择蜷缩在“墙”内。

　　初高中时，她以为自己痊愈了，没想到高考前一周，那面“墙”又出现了。她撞不开，该吸收的知识都吸收不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力也急速减退。她以为是考前紧张导致的，找了心理咨询师，讲了自己的遭遇，痛哭了一场，但对方却草草处理，就让她走了。高考时她紧张，手脚僵硬，恍恍惚惚，最后成绩不理想，原本能上211高校的水平，只考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

　　病情复发更严重的一次是在大三，当时学校因疫情封校，“墙”又出现了。她想从“墙”内爬出来，但做不到，没办法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每说一句话、每打一个字都很难受，就好像有东西在阻碍着她、让她无法表达。记忆力也变得很差，比如她把衣服装进洗衣机，设了个闹铃提醒自己，结果闹铃响了，她却茫然不知所措，直到第二天才记起来。

　　她翻看心理书，觉得自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解离的状态。直到现在，解离症始终伴随着她，程度较轻时，它可以帮她抵御伤害，“相当于自我防护的功能”；如果它伴随着创伤性应激障碍症的出现，可能程度加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比较危险。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由努力不再跟欺凌者有任何联系，把关于她们的所有通通删除。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跟一位参与过欺凌她的人打起了电话，她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种种遭遇，没料到对方却说已经不记得了，没想到造成的伤害那么大，说了一句抱歉。而那几个带头欺凌她的人，从来没有跟她表达过歉意。

　　“校园欺凌是非常恶劣的行为。”现在再回过头看，她依然无法原谅那些欺凌者。（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