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 文｜

　　经过多年的努力积累，我的《秋兴概谭》一书已杀青完稿，不久将正式出版问世。笔耕之暇，我觉得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无锡的虫文化，以便大家在弘扬宣传无锡传统文化时，不要遗忘这一块，因为在这个领域，无锡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

　　虫文化的历史沿革

　　花鸟鱼虫，虫排位最后，但它历史更悠久。由于它一直与赌博等不良习俗联系在一起，故社会历来对它鄙视看轻。但由于利益驱动，使它受众面很大。在娱乐活动相对贫乏的旧时代，历代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纷纷参与其中，围绕它的诗文吟唱、学术研讨的文字很多，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虫文化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鸣虫文化，这方面无锡基础比较薄弱；另一类是斗虫文化。斗虫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南方两广、台湾、湖南、江西南部的斗蟋，统称为粤蟋；另外一种就是中华斗蟋，简称蟋蟀，南至浙江绍兴、宁波，北至北京、天津，西至西安、襄樊、武汉等地，这个广大的区域皆是产虫区，这里的人们都有玩斗蟋蟀的风俗历史。

　　蟋蟀又名促织、蛩，这三个都是学名。北方方言叫蛐蛐，南方方言叫裁节（财积）。我们无锡的土话叫弹节。如果我们用芡草逗引弹节，它首先会用大腿踢你，弹力很足。如果在野外受惊逃逸，它纵身一跃可以达二三米之远，弹跳能力十分强。故弹节一词比其他命名更为贴切和形象生动。

　　蟋蟀名字出现，最早是在文学题材中。《诗经》中，“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说明蟋蟀会随着气候变化，不断迁徙居住环境。唐代杜甫的《促织诗》写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表达了作者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后来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倪云林、袁宏道、朱之蕃、蒲松龄等，都有蟋蟀题材的诗文传世。

　　五代翰林王仁裕著有《开元天宝遗事》一书，在书中写道：“每至秋天，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由此我们可知，蟋蟀最早是被人们作为鸣虫饲养的，至少唐代尚没有蟋蟀咬斗功能之记事。

　　蟋蟀用来竞斗赌博，到南宋才有明确的史籍记载。

　　南宋首都（当时称“行在”）杭州已有蟋蟀市场。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述杭州的集市，已有大量专做蟋蟀及相关用具的生意行当。南宋宰相贾似道在杭州葛岭建豪宅半闲堂，每逢秋兴，便不理朝政，日夜以玩斗蟋蟀为乐。还著有《促织经》一书，书中涉及蟋蟀选养斗等多方面的知识，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蟋蟀知识的专著，被公认为蟋蟀文化的奠基之作。

　　无锡历史上的玩虫名家

　　无锡历史上何时开始盛行玩斗蟋蟀的风尚，目前无确切史料的记录。苏州当代蟋蟀名家肖舟先生，在《蟋蟀秘经》一书中写道，他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城隍庙的旧书店中，买到一个手抄本《梁溪散录》，作者叫翠竹庵主，书中讲述了元代无锡画家倪云林曾养过一头名虫天蓝青，该虫一天之中变无定色，早上看似蓝，晚上看似青。天蓝青十分勇猛，与敌交口都是一口便胜，曾远征击败湖州的虾青、嘉善的血牙青、南京的黑黄、南通的紫白牙等名将。该虫被历史上捧为名虫第二。因此民间有谚语“无锡不斗青，昆山不斗白”是指旧社会全国各路虫家来无锡会斗，假如碰到无锡的青虫，那么他们斗败的可能性很大。历史上有虫谱记载，无锡甘露多出健将，也是指的青虫名品青大头。

　　到了晚清民国时，无锡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古运河穿城而过，京沪铁路、锡沪公路相继建成，这里商贾云集，是全国出名的“米市”“布码头”等商业集散交换中心。杭州、湖州、嘉兴、苏州、常州及周边区域的斗虫爱好者，经常来无锡会斗蟋蟀，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无锡产生了一位了不起的蟋蟀大家秦恩延。

　　秦恩延，字子惠，号偶僧。生于道光癸未年（1823年），卒于光绪癸巳年（1894年）。秦氏家族为无锡之望族，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后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34位进士，77位举人。其中探花3人，翰林13人。秦子惠上溯五代祖宗叫秦松期，是顺治年间进士秦松龄的弟弟。秦松期的孙子，也就是秦子惠之高祖叫秦兆雷，秦兆雷曾捐义田200亩修缮寄畅园。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重游寄畅园，秦兆雷把元代杨维祯的《铁笛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进献给乾隆帝，乾隆帝甚为喜悦。

　　秦子惠，廪贡生，江西候补知县加同知衔，原配夫人为直隶天津县知县沈莲生之女，还有侧妾王氏杜氏二人。从科举功名上看，并不显赫，也许是沉迷玩蟋蟀而荒废学业之故。但从他家庭结构看，家财应该十分富足。秦子惠经过几十年蟋蟀养斗实践，写了两本蟋蟀专著，分别为《王孙经补遗》和《功虫录》，该两本书是继南宋贾似道《促织经》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蟋蟀专著，《王孙经补遗》共有40个章节，重点介绍了蟋蟀选养斗知识，全部是作者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功虫录》则记载了从1833年到1891年五十八年间，江南地区名虫136条，在照相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作者通过对虫细致观察描述，让读者非常直观地了解每头虫的形色和战绩，故该书是历史上第一本蟋蟀名虫档案。这两本书至今对广大蟋蟀爱好者而言，仍然是手头必备的参考用书。

　　无锡杨家也是无锡名门豪族。杨延俊是李鸿章同科进士，还曾帮助过李鸿章，李鸿章发迹后不忘旧情，对杨家颇多照顾。杨延俊的孙子杨寿枢，字荫北，光绪己丑（1889年）举人，是北京著名的书画鉴藏家，曾经个人出资，购进北京崇效寺失窃古画《青松红杏图》，捐赠归还给崇效寺，众人皆以为善事，传颂四方。杨荫北之长子杨景焘，曾担任民国财政部会计司佥事，他曾是北京最大的蟋蟀养家，其家宅方壶斋，每到秋天都要养几百头蟋蟀。当时北京著名的虫贩子赵子臣，是他家的把式（养师），杨景焘出斗蟋蟀的字号叫“广”字号。“广”字号蟋蟀数量多，虫源广，并且他家养虫的器具特别讲究。“广”字号曾在方壶斋设过擂台赛，以一己之力挑战北京各路虫家，影响很大。

　　无锡地区的特色虫具

　　晚清民国时期，无锡地区玩斗蟋蟀十分普及，不仅城里有专门斗蟋蟀的场所，不少乡镇街道也设有斗蟋蟀的局子。蟋蟀决斗时，必须按体重配对，相当于今天的拳击比赛，运动员要按体重分组对决。蟋蟀称重计量单位有三种，他们分别是杭州计量单位叫厘（后传至京津及北方），上海的计量单位叫斟，无锡的计量单位叫点。北方的一厘相当于无锡的22点左右，上海的一斟相当于无锡的17点左右，在配对时，北方的0.2厘，上海的0.2斟，无锡的2点，都必须合对，俗称“金对”。我们通过换算可以得知，北方的0.2厘，约等于无锡的4点4左右，上海的0.2斟，要等于无锡的3点4左右。北方和上海的“金对”，在无锡就属于超范围，不能合对了。因此，无锡的计量单位点在蟋蟀称重合对时，比北方的厘和上海的斟更为精准公平。过去把蟋蟀称重量的秤叫横子，无锡的蟋蟀秤简称锡横。旧时苏州，无锡，常州及周边地区，蟋蟀称重合对时，大多使用锡横称重。我们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无锡地区蟋蟀文化的繁荣和社会影响。

　　蟋蟀在决斗之前。双方要用芡草挑逗牵引蟋蟀，激发起斗性，芡草有专门人员担任，叫草师。草师手中的芡草很讲究，芡草分为黄草（草本）、毛草（动物须毛）、混草（黄草和毛草的混制品）三大类。南方养家和草师惯用黄草，他们认为黄草是软草，不会伤虫牙；而毛草和混草是硬草，容易伤虫牙，尤其是刚出壳嫩虫，千万不能用硬草猛扫牙门。所以旧社有个行规，白露之前是不芡虫牙的。黄草加工工艺十分讲究，要蒸、晒多遍，还要用苍蝇头碾碎之汁涂在草锋上，草柄要用生漆反复涂，精加工而成的草称“九死还魂草”，效果非常好，每年秋后斗虫结束，还要将芡草夹在人参里保养。民国解放初期，无锡洛社人王锡成制成的“九死还魂草”颇为有名，很能激发蟋蟀的斗性，往往在蟋蟀处于下风局面时，还能起死还魂，反败为胜。当时沪宁线周边的蟋蟀玩家，都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来无锡购买王先生的“九死还魂草”。今天王先生的芡草，已成为行内一草难求的玩家珍品。

　　养斗蟋蟀是我家的祖传，我五岁时便会抓蟋蟀玩。走上工作岗位后，即使再忙也没有丢掉这个业余爱好。同时，我还去全国各地淘购蟋蟀老用具，三十多年来，只要看到老的蟋蟀盆、水盂等，便不惜高价购置，通过几十年的收藏，今天已颇成规模。这些杂件是研究蟋蟀文化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无锡地区还有不少藏家收藏蟋蟀老物件，就凭这些藏品，也值得我们无锡人骄傲和自豪。

　　本世纪初，无锡成立了蟋蟀文化研究会，二十多年来，通过会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大家在蟋蟀选养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协会曾多次组织参加过全国大奖赛，并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无锡作为东道主，还曾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蟋蟀比赛。今天，无锡蟋蟀爱好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项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越来越普及。无锡蟋蟀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全国不断得到提升，也为无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了新的色彩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