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健 文｜

　　1、版本学“大咖”

　　作为版本学家的黄永年，民间知名度远没有“南图扫地僧”沈燮元那么高。黄永年是江阴人，与沈燮元是半个老乡。两人都是版本学家，亦是好友，年龄也相仿，黄永年比沈燮元小一岁。但在学术圈内，黄永年的名气要比沈燮元大得多，他是史学家、文献学家、碑刻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著作等身，弟子众多，当今学坛“闻人”、北大教授辛德勇，便是他的高足。当代私家藏书第一人韦力，在黄永年生前，亦常向其请教古籍版本知识，虽未拜师，但韦力对黄永年执弟子礼甚恭。

　　黄永年的老岳父比他声望更大，是史学界前辈童书业，他是顾颉刚古史辨派的门徒与悍将。当年黄永年在复旦上学，童书业是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黄永年经人介绍，常去向童书业请教学问，立雪童门。童书业看中了黄永年的人品与学识，主动请人做媒，将大女儿童教宁嫁给他。黄永年先后师从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可谓受教名门，学有渊源。然而，正是这个渊源让黄永年有点顾忌，他不想“凿壁借光”，承袭前辈荫庇，他要像其书斋名“树新义室”那样，在学术上“树新义”，走自己的路。古史辨派是研究先秦史的，于是他在学术领域上与岳父大人“切割”，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决不碰先秦史，而专攻唐代史与文献学、版本学。这是一位学者可贵的气质与独立的人格。

　　黄永年长期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学养深厚，著述丰赡，被誉为西北史学界的擎天柱，也是公认的版本学界大咖。其主要著述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古籍整理概论》《古文献学四讲》《古籍版本学》《清代版本图录》《子部要籍概述》《史部要籍概述》等。这些学术成果是在他蒙冤二十多年的情况下取得的。他1956年31岁担任上海交大讲师，翌年蒙冤，剥夺教职。直到1979年才改正平反，在陕西师大仍是讲师职称，那年他已54岁。错过的二十多年，那是他学术精力最旺盛的岁月。不然，他的学术成果还会翻番，或再翻番。

　　黄永年是较早在高校开设版本学的教授，他要追回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古籍版本目录学一直未被重视，高校也基本不开这门课程。一度古籍还被作为“四旧”而遭到查抄，甚至焚毁。动乱结束后，情况有了转机。版本目录学的重要性才被重新认识，高校也逐步恢复了这门课程。而黄永年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他1979年便率先在陕西师大文献学研究生课程中开设了系统的版本目录学讲授。后来他还应邀去北京大学讲授“版本学”，当年北大无人能讲此课程。

　　我案头的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就是黄永年在当年讲义基础进一步完善的著述，是当代版本学界的重量级著作。该书第二版，书前还有无锡图书馆友情提供的古籍善本彩色图版，也是向这位乡贤致敬。

　　黄永年知识渊博，涉猎甚广，能将文科中的各种学识打通，不仅仅满足于当某一学科的专家。有一次黄永年去北京开会，好友周绍良约他小聚，两人把酒言欢，畅谈良久，席间黄永年叹道，如今能畅谈的人越来越少了。周绍良笑言：“现在都是专家，而你老兄是通人，跟不通的人，当然无法讲话了。”

　　2、藏书界“二黄”

　　一般来说，版本学家不一定是藏书家，但资深藏书家则一定是版本学家。黄永年便是版本学家兼藏书家，而且后者的名声更有传奇色彩。黄永年与黄裳并称为当代藏书界“二黄”。两人也都是版本学家，皆偏好清代版刻，但鉴赏眼光不同，一个是学术范，一个是文人味，趣味迥异。两人在藏书题跋上也不同，黄永年的题跋，不像黄裳那样直接写在书页上，认为这是对先贤之书不恭。黄永年的题跋是先写在旧时的笺纸上，然后贴在书中。他那一手带有隶意的小行书，文雅静穆，养眼极了，胜过书家无数。

　　“二黄”之间并不和谐，常有文字抵牾，文人相轻总难免。黄永年对“二黄”的称谓不太认可。他说：“我不会去妄攀同宗，因为我知道‘黄裳’只是他的笔名，他尊姓容，应称容先生而不能称黄先生也。”

　　若以文笔论，黄裳无疑要高出一筹，他的文章，雅致洒脱，通与不通版本者，皆能读得有滋有味。钱锺书对黄裳的文笔亦赞赏有加，称其版本学文章“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黄永年的文章，学究气稍重，不通版本者，有时读来如坠云里雾里。故而，黄裳的著作是出版界的香饽饽，黄永年的著作则未必。

　　黄永年对此有些不服气，韦力在担任《藏书家》杂志主编时，有一次他向黄永年约稿，黄永年对韦力说，为什么你们每期都要用黄裳的文章？韦力实话直说，黄裳的文章粉丝多，登了他的文章，杂志能畅销一些。黄永年听了有些不高兴。他对韦力说，你若用黄裳的文章，那一期就不要用我的文章了。搞得韦力很尴尬，因为他与“二黄”都有交情。对于《藏书家》杂志来说，两人的文章都是一等一的稿子。黄永年虽文笔不如黄裳，但若以学术水平相论，黄裳无疑要逊色一些，他是记者出身，文章当行，研究古籍版本则是业余爱好。而黄永年则是科班出身，资深教授。两人都著作等身，黄裳以散文随笔著称，黄永年以学术著述扬名，各擅胜场。

　　黄裳比黄永年早出生六年，而晚去世五年，两人基本是同代人。“二黄”从小都是读书种子。黄裳读中学时，喜欢新文学，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是他的最爱。后来偶然读了晚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从此迷上了古书。而黄永年则没有新旧转变的过程，他似乎是从古书堆里蹦出来的，十三岁就开始逛古旧书店，买线装书看了，那年他向母亲要了几个零钱，买了本扫叶山房出的石印本《昭明文选》，石印本是那时最便宜的线装书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隔三差五就去古旧书店转悠，兜里没钱就翻翻看看，成了那里的常客。

　　3、古书铺“侦探”

　　说来不信，弱冠之年的黄永年就开始在老字号古书铺里捡漏了。抗战后期，他在南京读书，常去旧书店淘书。如在保文堂旧书店买到作为影印本售出的原版刘喜海《金石苑》，此书原为晚清浙江桐乡藏书家徐钧的旧藏，后来被友人陶兰泉借去影印，是按原版尺寸单色影印的，所以书中徐钧藏书印是黑色的。在保文堂书架上放着两部相同的《金石苑》，标着相同的价，都是按影印本标价的。黄永年两部书都翻了一下，则有了惊人的发现，第二部书中藏家徐钧等人的藏书印竟然是朱红色的，说明这是原版，不知怎么与影印本一起流入了旧书店，店员也未察觉，按影印本放在一起卖了。于是，黄永年将错就错地买下，走出店门几步后，他拔腿就跑，生怕被店家发现了反悔。

　　最神奇的一次捡漏经历，是在上海汉口路上的来青阁旧书店门前，他遇见一个衣衫破烂的人，用旧报纸包着一套书在兜售，黄永年翻开报纸一看，竟是雍正殿版原刻《大义觉迷录》，因涉及清宫内幕，乾隆时已成禁书，此版本传世极少。他一看书函上贴的小纸条，便知道是藏书家陶兰泉涉园旧藏，黄永年心里砰砰直跳，他没有多翻书页，即以卖家出的两元贱价买下。让黄永年不解的是，来青阁怎么没收下此书？店员看出了他心思，便告诉他，这个卖书的人以前曾在陶兰泉家修补过书，手艺不错，但文化较浅，不太识货。这书应该是从前偷着截留下的，现在潦倒了，拿出来卖，店里怕以后有纠葛不敢要。而黄永年与那人两不相识，陌路相逢，不会有啥纠葛，算是捡了一个天大的漏。后来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也想看此书，去向合众图书馆主持人顾廷龙借书，合众图书馆也没有此书。于是顾廷龙便向黄永年借了，再转借给张菊老。过后书还来时，书中还夹着一张顾廷龙写给张元济的借书便条，又是一段逸事的证据。黄永年的许多捡漏故事，非常有趣，被他的友人与门生津津乐道。

　　黄永年复旦毕业后，当了上海交大助教，工作后口袋有了些余钱，去古旧书店淘书就更勤了。他那时才二十五六岁，年纪轻轻就成了古籍旧书店的老主顾。据说，他去逛古籍书店，不需先拿书翻看，瞄一眼书架上的标签，脑子里便会闪出此书有哪些版本，再看看书口的纸色，便能大体知晓此书是明刻白绵纸本或是清初毛太纸本，或是其它什么年代的刻本，判断基本七不离八。有人说他是“观风望气”，有人说他有特异功能，他审视古书的眼光，犹如侦探一般犀利，可谓是古书铺的“福尔摩斯”。

　　古书铺的老板每每看见黄永年来店里看书，都会格外小心和客气，倒不是怕黄永年捡漏，因为即使捡漏，书店老板买来时更便宜，加价后才会卖出，所以总归不会吃亏。而是怕自己不识货的名声传出去，在行里挂不住面子。黄永年也是懂行规的，捡了漏绝不声张，这些捡漏故事都是几十年后才写的。据黄永年儿子说，父亲年纪大后，他常陪伴父亲一起去古旧书店看书，只要是黄永年多看几眼或询问过的书，第二天书店老板都会加价。

　　黄永年之子黄寿成，没有与父亲割席，子承父业，也成了文献学教授，当然父子俩学术路数不同。父亲去世后，黄寿成潜心数年，整理父亲藏书，选择其中的珍本佳钞一百部，编辑成《心太平盦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书中影印了三四百幅原版书页及题跋，精彩纷呈，让无法见到原版的吾辈爱好者，大饱眼福。去年出版后，备受学术界与藏书界的喜好，我也在案头备了一部。得闲时翻翻，养养眼。

　　黄永年，江阴西乡黄家坍人，出生于常州，在家中随父母说一口江阴话。他很早就离开了长江边的故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古城西安，但却时刻心系千里之外的故乡，他的言语中始终有着浓重的乡音，他收藏的古籍上，常钤盖一枚印章：“江阴黄永年藏书之印”。乡梓情怀，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