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犯罪探案题材电影《河边的错误》上映。影片改编自作家余华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同名中篇小说。

　　严肃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是近年来的创作热潮，往往会产生热度、口碑不俗的佳作。余华36年前创作的这篇先锋小说，在“叙事空缺”、反侦探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小说的先锋性在当下还能成为其特色吗？此次改编能否为犯罪探案片带来新探索呢？

　　难以被改编的“荒诞离奇”

　　小说《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早期先锋创作中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很接近卡夫卡寓言体式的小说，写的是一个探案犯罪故事，但注重的其实是小说的形式探索，隐喻式表达、对人的异化的冷峻描写等。

　　小说开头，小镇的河边发现了一个老妇的头颅，刑警马哲开始不断到河边侦探现场，引出了与老妇人有关的人物“疯子”。在马哲调查此案时，小镇又一连死去了四个人，有的同样被割头颅，有的则是在接触警察后自杀，马哲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人无法被定罪，马哲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最终马哲以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疯子，了结了这场吊诡的连锁离奇死亡事件。

　　作为先锋文学作品的《河边的错误》,不是犯罪小说或侦探小说，而是借由对侦探小说的戏仿，来完成作者丰富的隐喻表达。小说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问题，而是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出场人物干扰马哲和读者的追凶过程，最终达到对小说主题的丰富呈现。小说中疯癫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正常人的癫狂化和扭曲化，再加上冷暴力叙事风格，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满嘲弄与讽刺意味的荒诞世界。

　　这种先锋创作中的批判性思考，在当下仍有其文学的独特价值，而通过一篇中篇小说就完成对人性与文明等宏大问题的思考，本身就“很严肃文学”,这增加了影视化改编的难度。所以，余华多次表示，《河边的错误》被张艺谋等导演青睐，但多年过去未能拍成电影，此次被导演魏书钧改编出来，他很惊讶，“因为能改编出来就是成功”。

　　《河边的错误》定位是荒诞现实主义艺术电影。影片中，一桩吊诡凶案牵扯出多名嫌疑人，朱一龙饰演的刑警队长马哲被无法言说的真相不断拨弄，逐渐陷入荒诞、不安和分不清是真是幻的时刻与记忆中。虽然电影增添了更多人物细节和剧情，但同样因为“没有确定的答案”,对观众来说依旧有巨大的解读空间。

　　先锋文学影视化能抓住观众吗

　　严肃文学改编，尤其是先锋文学影视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风潮，仅张艺谋导演就改编了莫言、余华、刘恒、苏童等先锋作家的多部作品，比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大家可以想象先锋文学改编最终呈现的品质和风格，但在当下的观影环境下，难以预判其票房。

　　《河边的错误》有其优势，比如余华文学作品的读者号召力、演员朱一龙的观众缘和精心雕琢的突破性表演、主创团队口碑积累等，对犯罪探案悬疑题材的突破性表达，有不少有利的商业性元素吸引观影者。同时，影片自我定位于荒诞现实艺术电影，再加上艺术片导演魏书钧的个人特色的表达，以及电影“不明确性”“没有答案”的隐喻式表达等，则可能成为观影门槛。

　　导演魏书钧也曾表示，在突破这部电影的改编时，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放弃了侦探类型片模式，而是以拍一部“不要理解，要去感受”的电影的心态来创作《河边的错误》。就像朱一龙说的，作为演员是奔着对角色的喜爱和有创作欲望才拍了电影，希望电影能有好的票房。

　　先锋文学影视化改编的耀眼时代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边的错误》在小说发表近40年后依旧能被改编，也证明了此类优秀文学先锋性表达不过时的一面。

　　（齐鲁晚报 图片来自剧方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