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7日，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一家民宿已经住了五天。这是两人第十次到贵阳。为了挽回“闪婚”后损失的20多万元中介费和彩礼钱，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母子二人不停地往返于江苏和贵州。

　　同一天，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高铁票。今年7月初，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介带回一名女孩。8月25日，女孩自行离开。9月13日，当地警方通知小曾，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警方说她骗了好几家。”

　　10月11日，有媒体报道了湖北崇阳一名31岁男子跨省“闪婚”后因不堪忍受人财两失服农药自杀，引发全网关注。记者随后走访发现，去年9月开始，崇阳另有四个家庭，在当地同一家婚恋公司的介绍和带领下，先后前往贵州跨省“闪婚”，无一例外，女方均在半年内“离开”。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跨省“闪婚”出现，而当中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多有和贵州婚介合作的影子。

　　失败的跨省“闪婚”——

　　半年内“闪婚”三次　“人都走掉了”

　　56岁的张女士老家在盐城农村，和儿子在无锡的一个景区里打工，儿子是保安，负责看守景区的监控，丈夫则在上海的工地上。张女士就一个孩子，30岁了还没结婚，“我们着急。”一个同事说可以帮着介绍，带着张女士去了她老家安徽宿州，宿州的婚介所没成，但说自己的总公司在贵阳，“那里的女孩子多。”

　　去年11月，儿子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贵州，一个礼拜就领了一名女子回来。没想到，“一周后就走掉了。”好在全额退了彩礼，但婚介公司不愿意退费，“说可以帮着再找。”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婚介所承诺在一年内负责找到“闪婚”对象。

　　第二个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的，在盐城待了一周，对方又走掉了，女方说生活习惯不同。

　　第三个带回家后，“天天要钱，哭闹不停，还砸东西。”张女士提供了女方手拿菜刀哭闹的视频。女方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报警说张女士的儿子家暴她。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趁着张女士家人出去散步，对方“自己跑掉了”。彩礼加上买“五金”花的3万多元，现金和红包4万多元，一共20多万元。

　　据介绍，三次“闪婚”对象，都曾有过婚史，前两个有过生育史。第一个和第三个是贵州人，都领了证。第二个是福建人，没领证。女方年龄都不到30岁。因第三个“闪婚”对象彩礼一分钱不退，张女士到贵阳报警，警方在4月22日立了案，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女方被取保候审。

　　张女士花了5000元钱在贵阳当地请了律师，只办成了离婚。而15万元中介费，只退了11万4千元。“说还要退两万块，到现在还没退回来。”中介则透露说，女方已经在别的省又结婚了。

　　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　“不停地要钱”

　　7月初，小曾陪着哥哥从贵阳带着“那个女人”回到南昌的家。跟婚介所签协议时，小曾和哥哥明确说过女方不能有喝酒、抽烟、文身等习惯。回到家，发现女方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积文身。“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要钱，不停地要。什么活都不干，也不跟我们沟通。”楼下小卖部老板告诉小曾，女方每天都要下楼去买四十多元一包的荷花烟抽。“我们家做的饭她也不吃，自己点外卖和酒。”

　　这名“闪婚”对象走掉后，中介退了钱，然后说女方“骗婚”，跟他们没关系。但这名女子的彩礼钱一分没退，她对小曾说，现在没有钱，“我去KTV上班之后再给你们。”

　　跨省“闪婚”的背后——

　　“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

　　儿子“闪婚”失败后，张女士很快被有同样遭遇的人拉进了微信群。

　　一个群有104人，另一个群有207人，大多是到贵州“闪婚”失败后想要挽回损失的。群成员有的是“闪婚”当事人，有的是家人。分别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陕西、浙江、福建等省，最多的是苏北和安徽的。

　　在群里，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立案，“群里立上案的，只有四个。”另外则互相打听对方花了多少钱，要回了多少钱。再有，就是骂“死骗子”。

　　同为湖北崇阳县人的王博和黄玲后来发现，他们是在当地同一个网红“红娘”的介绍下，几乎都是在去年9月期间前往贵州相亲的。女方都来自云南丘北，由当地同一个婚介所介绍。

　　女方跑掉后，姐姐黄玲通过律师在网上查到，“那家婚介有六七个官司在打。”一家损失了15万元左右。“觉得丢人，弟弟半个月都没出过门。”

　　王博的“闪婚”对象，因为没到结婚年龄，两人当时没领证。去年9月从贵州带人回来，10月开始，对方就“变脸了”，“不理我，也不让我碰她。因为到（去年）11月，她就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不得不跟我领证。”

　　女方走掉后，20万元的彩礼，只退了13万元。中介费12万元，“拖了好几个月，两个中介一个退了1万5千元，一个退了4万元。”前前后后，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元，“只追回了18万多元。”

　　“受骗”后，老人大多不愿意公开。“钱没了不说，外人知道了，小孩以后还咋说对象。”

　　记者梳理30多个跨省“闪婚”失败家庭的经历发现，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在没有交钱和签协议领证前，婚介所不允许双方过多接触，不能加联系方式，否则“后果自负”。

　　“婚检”和“领证”往往是在同一天进行，其中有人“闪婚”领证9个月后，女方生了孩子。男方生疑，做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前体检竟然没有发现对方已经怀孕。”

　　“远嫁”女性多数有过婚姻史

　　“他们一家三口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穆河丽还记得今年4月17日那天的情形，“老夫妻带着儿子，看上去很无助。”

　　穆河丽是贵州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找到穆律师之前，鲍女士已经就儿子的“闪婚”经历报了案，“警方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没有立案。”

　　这是穆河丽代理的第一起“闪婚”纠纷委托。此后不到半年时间，穆河丽又先后接受了五名“闪婚”当事人的委托，另有五名当事人前来做过咨询。同期，穆河丽所在的律所一共接受了15起“闪婚”当事人的委托。

　　穆河丽是贵州当地人，此前，她对跨省“闪婚”的现象已有所了解，“只是前两年没有这么多集体性的‘闪婚’引起的纠纷。”同时，她也留意到，贵州当地也在加大力度打击婚介的违法行为，“在贵阳，有很多案件是以婚骗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的，涉及的人也很多。”

　　“都是贵阳的婚介公司。过程都差不多，通过抖音和身边的熟人介绍过来的。”穆河丽统计过，这几起“闪婚”，中介费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彩礼在12万到20万元之间，“男方平均支出30万元左右，最多的有四五十万元。”

　　在她看来，参加跨省“闪婚”的男性多是因为性格原因，“大部分是家长在说话。”一般父母比较能干，经济条件小康以上，多为乡镇人口，能够支付三十万到五十万元的费用。

　　而同意“闪婚”远嫁的女性当中，穆河丽注意到，女方多为有过婚姻史的女性，没有稳定工作，文化程度不高。熟悉当地婚介市场的一位人士观察到，有一部分女性是因为各种原因背负债务，急于缓解财务压力而选择“闪婚”。

　　在穆河丽看来，婚介和“闪婚”双方签的合同，多数条款对当事人是不利的，“违约责任大部分都归结在男方，出了问题，几乎与（婚介）公司无关。”穆河丽说，婚介公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心理，“如果不承诺结婚，父母是不可能同意交这么高的服务费。”而目前对于婚介服务费的标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签的协议都特别注明是自愿给服务费。”

　　记者接触到的选择跨省“闪婚”的家庭，男方年龄大多在28岁～30岁左右，多来自农村，学历多为高中以下，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为职业和性格原因，他们往往人际圈子较小，不善与异性交往。在打工地婚恋的几率小，而在老家当地，适婚女性少且多选择外嫁。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父母的催逼，婚介公司“一劳永逸”的宣传，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进了跨省“闪婚”的队伍。（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