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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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年（1574年）春，无锡发了一次“桃花水”。所谓“桃花水”也称“桃花汛”，是江南地区每年三四月间桃花盛开时节，随着春季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地面产生径流形成的汛情。
这一年的桃花水并不寻常，来自长江。元明时期，随着长江下游江面淤积变窄，潮流动力降低，以及历代对长江与太湖间芙蓉湖的持续改造，江水南下之力不断减弱，宋代以来长江南流入太湖的势头也逐步削弱。明弘治年间的常州府通判姚文灏就曾因为这个问题闹了个笑话，明代《吴中水利全书》中收录了姚《水性辩议》一文，文中对宋代“沿江诸港皆自外而内、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识水道”的记载大加奚落：“何乃类云自大江而入南经某处某处耶”。殊不知，这其实是宋代与明代长江太湖间水流形势不同所致，宋代汛期长江南灌太湖之潮势头很猛，造成“诸港水皆自江南流”的现象，但到了明代，无锡地区的主导水流已变为由太湖北流入江。
这年农历三月，长江桃花水自五泄水一路猛涨进入芙蓉湖，浸入无锡，不但漫进西水关，直抵城中学宫前的束带河，也涌上北门码头，导致接官亭周围一片汪洋。然而，无锡县上层人士对此不仅没有责怨之声，反而无比欣喜。因为，就在春潮来袭之时，京师传来特大喜讯——无锡人孙继皋高中状元。无锡话“水”与“书”同音，出身双河佃农家庭的孙继皋靠书本翻身，乃是无锡读书人的莫大荣耀，而罕见的长江春潮更是“独占鳌头”的吉兆，为庆祝和纪念这次无锡喜迎江潮令孙继皋成为状元的盛事，人们便在接官亭旁新建一处馆舍“迎潮馆”。后来，又在迎潮馆对面，竖起了“状元及第坊”。康熙《无锡县志》对此记载道：“迎潮馆，在莲蓉门外，与状元坊相对。明万历二年，潮入西关，至学宫。是年甲戌继皋大魁天下，遂筑迎潮馆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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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孙继皋，无锡人并不陌生，锡山上的龙光塔便与他颇有渊源。明代正德年间，江南士人在雅集中提到，无锡自南宋蒋重珍之后，两百多年居然一个状元也没出，时有后来成为阁老的昆山人顾鼎臣以堪舆之学献策：“士无巍科，乃不角耳。”意思是说惠山是无锡龙脉，锡山作为无锡镇山自然就是龙头，龙头无角怎么会出状元。这个说法一传十十传百，渐渐被无锡士林所采信，乡绅顾懋章、顾可学父子遂于嘉靖元年（1522年）出资在锡山上建了一个石塔“文峰塔”。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直到万历年间还是出不了状元，时任常州知府的施观听了“龙以角听宜空中”的说法，决定再造一座中间镂空的砖塔，这就是后来为我们熟知的龙光塔。
万历二年，正在酝酿中的锡山砖塔终于和这次长江大潮一起，为无锡带来了第二位新科状元。但是，龙光塔直到这年秋天（一说万历四年）才落成，显然不如江潮及时，灵验度自然打了不少折扣，而且这座塔也不是专为孙继皋所建，不如迎潮馆与状元关系更为密切，相比“状元馆”，“状元塔”的地位就要甘拜下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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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带着状元光环的迎潮馆一经建成，迅速成为无锡北门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著于明万历四年至十年左右的《三吴水考》就记载道，宋莲蓉湖（即芙蓉湖）旧迹在无锡县北门迎潮馆旁。可见在时人眼中，迎潮馆乃是这一区域的地标，不是迎潮馆在芙蓉湖边，而是浩荡芙蓉湖在迎潮状元馆旁。此时的迎潮馆周边，因运河的畅达和便利，已成为无锡一等一的兴隆之地，无锡最热闹的民间赛事“蓉湖竞渡”就在附近举行，江南地区最大规模的真武信徒集会“北塘香灯”也在此处。同一时期的江南名士王穉登也曾夜泊迎潮馆下，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该地为田十九，然巨舸仍到惠山趾。中秋，邑人好游，轻棹载婵娟而出，丝竹之声盈耳。”让我们得以窥见迎潮馆一带的繁华，游船纷纷在这一带的游山船浜漫游，带着游客出入章台柳、翠红乡，丝竹靡音、热闹非凡。
在迎潮馆河对面，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庄园——蓉湖庄，与蓬莱庄、南湖庄、梨花庄并称为北塘四大庄。建造者正是修建锡山石塔的顾懋章之侄顾可立，此人淡泊功名、不愿为官，在直隶霸州同知任上归乡筑别业于蓉湖之滨。明王永积《锡山景物略》称其“清波绕门，烟深树密，回廊曲槛，奇石林立，亭台池馆，天花茵池，远水帆樯，横塘灯火，悉集案几”“近城名胜，实无逾比”。庄中不仅有清音阁、步闻廊、湖上草堂、过别槛等，尤以九峰假山闻名，与惠山九峰相对峙，令顾可立引以为傲，遂自号“十峰山人”。蓉湖庄作为明代无锡著名园林，对当地影响很大，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康熙《无锡县志》载：“蓉湖庄，去山不二里，东与迎潮馆相望之地。”也体现出迎潮馆的地标属性，时可与惠山、蓉湖庄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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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无锡“状元馆”的迎潮馆，为何不放在无锡文庙学宫附近，却要建在北门接官亭一带呢？相传，孙继皋未及第时，曾在接官亭附近遇到常州知府，被叫上驻泊此处的官船，一番交流后，知府认为人才难得，当场赠银并为之举荐，孙才得以步步进阶，继而一举夺魁，为报答知遇之恩，故在此处立坊纪念。
传说毕竟是传说，清康熙《无锡县志》指出，邑中接官亭旧凡三所：一在西门外两馆驿曰“中流、驻节”；一在北门外曰“迎潮馆”；一在南门外曰“候潮馆”，中有“憩节堂”，并废。今于北则状元坊下，于南则探花坊下，各为小舍以便迎送。可见，迎潮馆不仅用来纪念孙继皋登科折桂，也作为接待路过官员的馆驿之用，可谓一举两得，这也告诉我们迎潮馆的规模、形格、装修必然非同一般。但这则记载也透露了迎潮馆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已经被毁，康熙年间在状元坊下面复修了个小房子权当门面。到乾隆南巡时，无锡、金匮两县为迎接圣驾，提前一年就成立了专办接驾事务的“大差局”，局址设在城中关帝庙，大办迎驾之事，并特意将接官亭改名为“接驾亭”，和迎潮馆、小金山（黄埠墩）等一起修葺重建、粉饰一新，使迎潮馆又恢复了几分往日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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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江潮留下的这股状元文脉，却因古人的愚昧迷信在清代发生流变，竟引发了一番风波。孙继皋因“水”夺魁一事，经过数百年积淀发酵，令无锡科举风水由“山”转“河”，尤其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运河上修显应桥后仅仅八年，王云锦又一举高中状元，更令士人对此迷信不已。三十年后，无锡士绅为让本地再出状元，又搞出新花样，认为当年江潮灌入文庙学宫前束带河令继皋折桂，该水脉即是本地学脉，提出堵塞显应桥筑坝，让梁溪河水改道东入束带河，则“文风当更织”。
这一筑坝，束带河水倒是满了，却影响了太湖水进入无锡西北部，令当地田地灌溉受阻，百姓深受其害。民国张瑞初《西神遗事》载：“雍正辛亥（1731年）四月，毁桥堆石为坝。然坝成流塞，一遇旱情，农氓实膺其祸。”民众的怒火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中爆发，在北乡监生支浩明的带领下砸开显应坝，触怒了保守士绅，设计将支打下冤狱，引发了一场在清末江南闹得沸沸扬扬的“显应桥公案”。若是素以正直著称的孙状元泉下有知，恐怕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吧。所幸无锡民间正气充盈，在正直官吏、士人、百姓的纷纷奔走努力下，最终冤案得雪，坝开水泄。而因此事，江潮文脉之说不再受无锡人待见，渐渐没入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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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咸丰初年，迎潮馆逐渐变得破败不堪，孙继皋裔孙孙应榖、孙敦榖见状，又在状元坊东边不远处建了五楹楼馆，也题额“迎潮馆”，供过境官员“休憩”，自此，北塘有了官修和民建两个迎潮馆，万历江潮和状元所留下的文化脉络对地方的影响可见一斑。清代周有壬《锡金考乘》对此记载道：“迎潮馆，在莲蓉门外，与孙继皋状元坊相对。明万历二年，春潮水入西关至学宫之前，是岁继皋大魁天下，遂筑迎潮馆于此，后废。国朝咸丰初元，继皋裔孙应榖、敦榖等，于状元坊东数十武，建楼五楹即以迎潮馆颜之。”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无锡在抗战中沦陷，日寇在锡城多次纵火，烧光了莲蓉桥到吴桥的房屋，迎潮馆也在此浩劫中被焚毁，状元坊、接官亭也接连倒塌。次年，北塘逃难民众返回后，清除了瓦砾，建起了大片绵延塘岸的裙板房。“迎潮馆”自此湮灭，只余这个优雅的名称，以及关于状元文脉的历史记忆，回荡在蓉湖运河之上，奔流而赴长江。
迎潮馆虽逝，状元文化仍有余响。1938年，原莲蓉桥堍长春阁面馆老板林勤轩与庆丰纺织厂陆贵山、丝茧经纪人朱秉廉等人合股，在迎潮馆遗址附近开办了“状元楼菜馆”，请常州书法家唐驼题额。这家菜馆既有早茶特色，又延请名厨烹饪颇具本地风味的老烧鱼、脆鳝、尼庵面筋、奶油蹄筋等，一时名声大振、风头无两，早间客商喝茶谈生意，中、晚市厂商老板宴客，均座无虚席。遇到“黄道吉日”，绅商富户为儿女举办汤饼之筵（满月酒）、季世之宴（周岁宴），都喜欢讨个吉利，到状元楼举办。有竹枝词赞云：“水陆交通莲蓉桥，万商云集状元楼”。上世纪70年代，状元楼的老烧鱼被列入第一批认定的无锡名菜名点。直到改革开放后，状元楼仍是无锡著名的传统酒楼。值得一提的是，林勤轩之子林耀清、之孙林志桦均是无锡旅沪的足球名宿，林耀清培养了著名足球教练徐根宝，林志桦则率上海女足多次赢得全国冠军，可谓女足教练中的“状元”。
